独家揭秘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始末-武汉热线网

　　2016年3月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自2016年起，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在第一个中国航天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军视网独家揭秘“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始末。

　　1970年4月24日，中国酒泉，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代表中国人飞向太空，实现了泱泱中华对茫茫宇宙的第一次叩击，也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功开启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时间会淡漠许多记忆，时间却也会更加清晰某些历史。那些必须被铭记的，风雨何曾侵蚀过！

　　46年过去了，但围绕“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升空发生的故事，以及那光彩四溢的鎏金岁月，却理当被后人以更加立体的方式，留在记忆的华贵之处。

　　公元1957年10月4日，在距离莫斯科2000公里之遥的哈萨克丘拉坦荒漠上，苏联拜科努尔秘密基地发射场上空升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这颗小月亮呼啸着离开地面时，卫星的设计者，身着将军服的苏联科学家柯罗廖夫豪气干云地说：“这里应当建一座纪念碑，因为美国凭国力和科技力应该夺魁，然而苏联走到前面了。历史是无法重写的！”

　　在柯罗廖夫发表这番言辞118天之后的1958年1月31日，大洋彼岸的美国佛罗里达半岛的卡纳维拉尔角，升起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太空竞争，由此在人类居住的这个小小行星上，全面拉开了帷幕。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谁也不会想到，在远东大陆，一个刚刚从苦难和废墟中挣扎起身的民族，也已经悄悄将目光瞄向了深远的太空。

　　1957年底，中科院钱学森、裴丽生、赵九章等几位著名科学家，也要叩响天庭之门，让中国人的卫星在太空占上一席之地。他们在一次科研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要研制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

　　科学家们的大胆设想，引起了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亲自把专家们写的有关报告和文稿一一找来阅读、思考，经过数日权衡，他终于定下决心。那天，太阳还没冒出头，东方的天际才刚刚有点儿鱼肚白，周恩来慎重地拿了电话。不一会儿，话筒里传来了几句亲切浓重的湖南口音。

　　周恩来郑重地、满怀激情地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中科院几位科学家的设想和自己的看法，他春风满面地说：“主席，航天科学向我们敲门了！”

　　几个月后的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向与会代表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紧接着，这位气吞山河的伟人以其特有的幽默说：“我们要抛就抛两万千克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样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自此，地球上争夺宇宙空间的国家行列中，出现了一位东方巨人——中国。

“拿我们中国人当猴耍，少了你们，我们照样干下去！”

　　要发射卫星上天，就必须具有能送卫星进入太空预定轨道的火箭推进技术。这就好比即便有拥有杀伤力最强的子弹，但如果没有枪，哪怕你守着一个子弹库，也终究碰不到敌人。

　　而火箭发射技术的前奏曲，就是导弹发射。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7年的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就已经正式宣布成立，并由钱学森担任院长。然而，万事开头难。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由于是白手起家，没有可作基础的老机构，加上研究导弹在中国还是破天荒头一遭，一无图纸资料，二无仪器设备，一切都只能靠自己摸石头过河。

　　为缩短中国导弹技术起步阶段的摸索过程，中国政府就建设和发展中国导弹技术同苏联政府举行了谈判。然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苏方只同意接收50名火箭专家留学生和提供两发供教学用的P-1模型导弹。

　　1958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开始了对苏P-2近程地地导弹和几种战术导弹的仿制。

　　然而，自1959年开始，苏方对执行双方签订的有关协定的态度突然转变，至1960年8月，赫鲁晓夫下令撤走所有在华的苏联专家。而这个时候，恰逢中国仿制P-2导弹工作的关键阶段。尤为无奈的是，发射导弹用的液氧，苏联当局也全然撕毁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

　　坐落在茫茫戈壁滩上的中国第一座航天城被激怒了。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这位红军长征途中亲自指挥抢渡大渡河的英雄，当着苏联专家组长的面大声骂道：“奶奶的，拿我们中国人当猴耍！少了你们，我们照样干下去！”

　　骂完了，他命令翻译：“把我的话一句不漏地翻译给他听！”

　　孙继先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这中间，还有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9年5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积极进行着导弹发射的试验准备，而中国自己生产的液氧能否作为推进剂用于导弹发射，成为当时的核心问题。

　　苏联专家说，中国的燃料中含可燃性物质太多，火箭有爆炸的危险，要发射，就必须用苏联的。事情至此已很明显，如果中国没有掌握火箭推进生产技术，苏联专家一旦离开，中国导弹发展计划便会就此搁浅。

　　正因如此，中国专家们非常渴望能用自己试制的燃料完成试验。司令员孙继先代表中方与苏联专家组多次交涉，建议用中国自产燃料，如果失败，由中方承担一切负责。然而，得到的回答依然是鄙夷的目光和傲慢的摇头。

　　看来，这已不是什么无私援助了，毕竟导弹是苏联制造的。

　　一星期后，问题终于找到。原来，苏联专家组在对中国自产液氧化验计算中自己出了差错，误将分析数据中某一物质的气态容积作为液态容积使用了。

　　这个问题更加激发了中国导弹研制人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拼劲。1960年9月10日，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本土上，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让全世界听远东中国的声音——《东方红》

　　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继1962年发射试验失败后再次进行发射试验，喜获成功，揭开了中国导弹、火箭发射发展史上新的篇章。

　　1964年7月至10月，戈壁滩上又连续多次进行了这个型号的发射试验，均获成功。其中，1964年7月，中国第一枚生物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并达到70公里高空。

　　1965年4月，鉴于我国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已取得重大进展，国防科委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方案，很快即得到中央批准。

　　1967年初，国防科委正式确定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要播送《东方红》乐曲，让全世界都听一听远东中国的声音。年底，国防科委又为这颗卫星正式命名为“东方红一号”。1968年1月，国家正式批准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任务书。

　　“东方红一号”卫星外形为球形多面体，直径一米，卫星结构包括外壳、仪器舱和承力筒三部分。然而，就是这么个“大晶球”，从1965年论证，到1970年发射成功，历时却达4年多。

　　在卫星的整个研制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

　　一是卫星上天后有一个在地球上可以“看得见”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科技人员进行了数次试验，克服了种种难关，才终于获得成功。“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后，在晴朗的夜空，人们能非常清晰地看到紧随卫星飞行的“观测裙”。其实，它不过是“东方红一号”的“替身”罢了。

　　解决了“看得见”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听得见”的要求。在各种试验中，不是出现乐音混乱，就是发生乐音变调。后来，经过科研人员的反复论证和探索，终于解决了乐音在高、低温度条件下变调的难题。

　　万事俱备，“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辉煌时刻就要到来了。

“东方红一号”卫星升天计划险遭搁浅

　　虽然国防科委在1965年向中央提出的发射时间是1970年或1971年，其实，时至1968年春，中国就已经有能力将卫星送上太空了。

　　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本来就规模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此时却以更大的浪潮对中国的科研事业进行了猛烈冲击。当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更是极力将“文革”运动进一步浸透到新中国的科研队伍中去，他甚至不无滑稽地大喊：“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文革”的冲击，使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研究机制和生产部门，皆陷于瘫痪状态，大批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备受摧残，使“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升天计划险遭搁浅。

　　在这段历史上，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插曲。那就是，文革中那几位狂热的投机分子，竟然叫嚣着要在直径只有一米左右的卫星上加挂毛主席像，从而让全世界的人“看”得到我们的领袖。

　　也许，他们的设想不乏浪漫，然而，科学并不是痴人说梦。对于卫星的设计，从里到外，从形状到重量，都有着严格的标准，一丝一毫的差池也不敢出现。

　　这，又在无形中给卫星升空制造了另一种比技术本身更难攻克的难题。

　　1969年7月20日，当中国大地上还在流行大跳“忠”字舞的时候，美国的宇航员已乘着阿波罗号飞船登上了月球。地球上的人们从电视屏幕上清晰地看到阿姆斯特朗第一个顺着扶梯走出登月舱，在“广寒宫”里留下了地球人的第一行足迹。

　　西方媒体报道，宇航员从太空看地球，中国的万里长城是用肉眼看到的较少的人造景观之一，他们称之为伟大的奇迹。然而，仅凭这，就能让长城内外的中国人由此而徒增自豪吗？

　　如果这个信息对中国的震动还不够强烈的话，那么，1970年2月在日本本岛升起的亚洲第一颗人造卫星，还真是引发了中国人的“汗颜感”。当时，与中国同时进行卫星发射研制工作的国家共有4个，除去日本，还有英国、以色列和印度。而日本为了能夺得亚洲第一，不惜借用美国生产的零部件。

　　这一切，不能不叫中国人震惊了。这其中，尤为焦虑的，要数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了。原因很简单，“东方红一号”倾注了他们太多的心血了。

　　后来，周恩来冲破重重人为阻力，亲自处理了“文革“给研制工作带来的问题，排除了卫星研制与发射工作中的一个又一个“非技术干扰”。

　　终于，在总理和聂帅等“重量级”人物积极努力之下，“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工作，进入到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地段。

“东方红一号”卫星进入发射倒计时

　　1970年4月1日，在中国西部茫茫戈壁滩上的一条单行轨道上，正不紧不慢行驶着一列军用火车。在这趟专列上，装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当天，列车即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场待命。

　　4月8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完成第一次总检查，“东方红一号”卫星与火箭对接，呈水平状态。14日，运载火箭的第二、三级总检查测试也顺利完成。

　　至此，卫星在技术场地的工作全部完成。

　　周恩来对卫星发射工作极为重视。4月2日下午，他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东方红一号”卫星及“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情况的汇报。他详细询问了苏美两国发射卫星的情况，对卫星运行中经过国外一些大城市的时间预报很重视。一边听汇报，他一边亲自写上也门、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等国首府的名称。

　　4月14日晚，周恩来与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人再聚人民大会堂，听取刚从发射基地返回北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科学家关于卫星、火箭在发射场测试情况的汇报。当汇报到产品内有多余物时，周恩来严肃批评道：“这个不行，你们的产品是死的，可以搬来搬去，总比开刀容易，总可以搞干净，无非晚两天出厂，不能把松香、钳子丢在里头，这个不能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