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有人说，中国茶叶的历史同埃及金字塔的年龄不相上下。早在公元前3000余年，我国云南就发现了野生茶树。公元前11世纪《诗经》中就提到过栽培茶树。周武王伐纣时，就有茶叶作贡品的记载。到了春秋时期，茶叶生产有了发展，由野生采集开始人工栽培。大约在西周以前，茶树开始向北移动，从云南的边缘经四川向北扩展到了陕西。春秋时河南、安徽、山东等省都有了茶树的栽培。到西汉时，茶叶开始成为重要商品之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社会逐渐安定下来，从北方战乱中迁来的农民大量开垦荒地，农业得到发展，茶树的栽培也随之扩大。当时佛教盛行，山中寺庙林立，各寺庙都出产名茶。据陆羽《茶经》记载，隋唐时期，茶树的种植已遍及陕、豫、皖、鄂、湘、赣、苏、浙、云、贵、川、闽、粤等南北13省，共42郡，分8大茶区。到了五代及宋，茶树的传播就更加广泛了。在江南各省都开辟了新茶区。当时计有36州、240县产茶。元明两朝，茶区面积继续扩大，农产品中除了谷米外就是茶叶。郑和在1405—1433年间在台湾就开辟了新茶区。据《清会典》记载，清代茶树种植面积已达到600万到700万亩，创清代以前我国产茶历史的最高记录。
湖北产茶，一般估计约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开始。公元308年，秦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浮江伐楚”，此时可能将饮茶风气和茶叶生产技术，传到了湖北和长江中下游各省。近2000年来，湖北茶区几经变更。最早茶区形成于宜昌、江陵等地，即唐人陆羽所称的山南茶区。以后逐渐向东发展到鄂州、武昌、蕲州等地。晚清时期，湖北主要茶区有咸宁、通山、蒲圻、崇阳、通城、阳新、蕲春、远安、五峰、恩施、建始、鹤峰、咸丰等县。
秦以前，茶叶生产只作为自饮和敬献统治者的贡品，还未见到作为商品贸易的记载。直至西汉时茶叶才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和交换。汉宣帝时王褒所著的《僮约赋》，其中就讲到“甜烹茶尽具”，“武都买茶”。可见当时茶叶不仅已经成为商品，而且人民饮茶也十分讲究了。隋唐以后，饮茶的人日益增多，种茶面积日益扩大，茶叶生产已成为广大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如安徽的祁门县，是“祁门红茶”的著名产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那里的农民竟有十之八九以茶为业。晚唐时期，淮南、浙东、浙西、福建、岭南、荆襄、东川、西川都是重要产茶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时，茶税开始成为唐政府的一项重要税收。如饶州的浮梁县（今景德镇），是唐代最大的商品茶产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可见茶叶贸易是当时商人追逐的场所。唐宪宗元和（806—819）时，每年在该地征收的茶税就达15万余贯。文宗太和九年（827），官府看到茶业有利可图，实行“榷茶”（对茶叶实行专卖、管制的措施），这是茶叶作为政府专卖商品的开始。到了五代时期，马殷（852～930）到了湖南潭州（今长沙），封为楚王。他接受谋臣高郁的建议，休兵息民，发展生产，其中就有“造茶”一项。他在京师以及襄（襄阳）、郢（湖北钟祥）、复（湖北天门）等州，设立“口邸务”卖茶，获得巨额收益。史籍说他“不征商旅，由是商旅辐辏”。两宋时期，茶税仍是政府的重要收入。宋初也实行过茶叶政府专卖，不久又改为向茶商征税、向茶农收租。由于茶户（茶商）不断增多，北宋崇宁元年（1102）蔡京立“茶引”法（由政府发给的一种凭证，相当于今天的营业执照），按“长引”（固定的茶户）、“短引”（临时的茶户），计征茶税。
元明时期，茶叶贸易有增无已。元代沿宋制，并将“茶引”有意控制起来，向新兴茶户进行高价出售。明代永乐（1403～1424）年间，仅广西一地征收茶税就达1183万贯。当时茶叶以西北为最大的销售市场，主要进行“茶马交换”。直至清末民初，统治者增厘设卡，均以茶税作为收入的重要来源。
我国茶叶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但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层层盘剥和压榨，以及近代外商的控制，茶户无力改善经营，茶园经常荒芜，茶市贸易也有消有长。
中国茶叶作为商品出口传到国外，大约始于汉而盛于清。西汉时武帝刘彻，征服高丽，中国茶叶随之传到日本福冈，从此日本知道了饮茶。明正德元年（1506），葡萄牙人入侵我国沿海，欧洲人才知道和学会了饮茶，为茶叶输入西方创造了条件。万历三十六年（1608），荷兰商船来澳门运载绿茶向欧洲出售，这是中国茶叶正式输入欧洲的开始。康熙庚午（1690），荷兰人坎费齐斯（当时为印度尼西亚的总督），因个人兴趣，自我国引进茶种，栽植于巴达维亚附近的私人公园里，以供观赏，自此中国茶叶传到了东南亚。印度知道种茶仅仅近200年历史。乾隆三十五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进少量的茶籽至加尔各答，总督哈斯丁斯把一部分茶籽种在植物园中，提倡植茶运动。中国茶叶开始在南亚传播。
鸦片战争前后，茶叶是我国主要出口商品之一。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由于水陆交通的优势，历来是中国茶叶出口集散的中心。除本省所产之茶外，湘、豫、陕、黔、赣、皖的茶叶亦多在汉口集中，转运出口。年平均出口量达八九十万箱左右（每箱重量多至134斤，少至60余斤），超过上海、福州、九江，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以上，在全国占居首位。
道光末年（1850），俄商就开始在中国收购茶叶。1861年汉口辟为商埠，外国商人纷至沓来。英国首先在汉口设立宝顺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大量收购茶叶。接着俄国也在汉口设立租界，开办顺丰、新泰、阜昌砖茶厂，自行加工出口，并购买了羊楼洞砖茶厂的红茶，几乎垄断了汉口红茶市场。虽然我国商人也设有茶栈茶庄100余号，但均无法与他们抗衡。据统计：同治七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68～1895），俄商在汉口共购我国茶叶总量达1293.4万担，占同期全国茶叶出口总量（5283.9万担）的1/4左右。光绪六年到十四年（1880～1888），年平均输出量突破百万担大关。1892年以后，印度、锡兰红茶在国际市场上与我国红茶激烈竞争，英国及其他国家茶商开始转向南亚，在汉口收购红茶的数量锐减，但由于俄国的需求量激增，出口量仍保持上升趋势。光绪年间汉口茶市极为兴旺，各地茶商云集武汉，俄国的顺丰茶厂还建造了“顺丰茶砖栈码头”，作为起卸茶箱的专用码头，运茶船只往来不绝，是当时汉口茶市的鼎盛时期。
1917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国际市场茶叶销路停滞，同时俄国爆发了革命，国内动乱不宁，十月革命前后，收购红茶的最大买主俄国在汉的洋行相继停业。十月革命成功后，我国反动军阀政府又对苏联实行禁运，汉口茶市日趋冷落。1926年北伐胜利，汉口一度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恢复了中苏邦交，苏联在汉口筹组了“俄商协助会”，茶叶贸易渐趋恢复。出口量由1924年的27万余担，突增至52万余担，1928年更猛增到62万余担，汉口茶市大有复苏之势。1929年发生了中东铁路事件，中苏邦交又趋紧张，“俄商协助会”亦告解体，不再收购茶叶，汉口茶市又趋冷落。同时南亚印度、锡兰及苏联都在国内培植自身的茶叶生产，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遭到排挤，汉口茶市更趋凋敝。出口量逐年减少，1930年降至31万余担，1934年为20余万担，1937年又减少了一半，仅有10万余担，解放前的1947年出口量降到最低点，仅5万余担了。从此，汉口茶叶市场出口贸易一蹶不振，不再成为全国茶市的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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