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春，在上海中国公学主持教务的胡适先生预备离校，在校从事教学工作的沈从文象失去了“靠山”似的十分着急。在胡适的关怀下，武汉大学新任文学院院长陈源（即陈西滢）得知沈的境况，向沈从文发出了欢迎到武大任教的聘请书。迫于生活无着，28岁的沈从文便由繁华的上海滩来到武汉，到武汉大学担任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
沈从文擅长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笔谈胜于言谈，无教学经验可言，进行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只是“赶鸭子上架”，勉强凑合，短短半年多时间里，教学工作无善可述。于是陈源劝他学习英文：“学好了，保证介绍你到英国读书”。沈从文也作过这种尝试，其结果却连26个英文字母也念不准，只好作罢。后来，陈源要沈主编文学期刊《日出》，沈从文才有如鱼得水之感。
《日出》文学期刊共出版了两期，盈昂的《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文艺理论文章发在创刊号首篇，沈从文所写的《论郭沫若》、《郁达夫论》、《张资平论》3篇作家评论位居其次。再次是丁玲的《昨朝》、沈樱（山东济南青年作家）的《枝柯》、凌叔华（陈源的妻子）的《凤凰》。这3位20多岁的女性敏感、细腻，均以反映人物心理活动见长。特别是凌叔华的《凤凰》，描写儿童神态和心理生动逼真，使人感到亲切真实。当时的沈从文正处于写作力旺盛和发表欲强烈的时期，刊物上先后刊载了他的两篇小说《春天》、《一个绅士的太太》（1980年收入《沈从文文集》十一卷时，题为《绅士的太太》）。期刊刊登的散文有沈樱的《我的哥哥沈从文》，记述了沈从文从湘西沅江之滨投奔北平寻找生路的艰苦历程。
问题就出在《日出》文学期刊发表了胡也频（后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长篇小说《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中的两章，小说颇具锋芒，描绘了当时社会的官僚统治和如火如荼的激烈阶级斗争，从而引起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嫉视。因此刊物受到了政府的注意，这篇小说的全文后经丁玲之手，在上海春秋出版社出版后，立即遭到查禁，这是后话。
3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是由武昌高师、中山大学等5所学校合并而成的。当时在珞珈山正在兴建新校舍，学生们上课在武昌阅马场的东场口分校（现湖北教育学院）。赭红色的门墙，两层楼的教室，校园内整齐的冬青，通往蛇山后院的长廊曲径，给校园平增了一种古色古香的幽静风光。在《日出》文学期刊第二期出刊不到一个星期的一天清晨，这座宁静的校园受到了反动军警的突然袭击。10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如临大敌，前来搜查《日出》编辑部，准备逮捕沈从文。文学院院长陈源闻讯立刻赶来，把这些“瘟神”请到他的私人住宅，对这起搜查事件进行调解。军警中的首领扬言要带走沈从文，陈源苦苦解释，要求从宽处理，情愿任罚。沈从文站在一旁大汗淋漓，不住气地用手绢擦汗。军警们知道，大学教授的工薪较高，既然有人担保，也就狠狠地敲他一笔。于是为首的军警大开狮子口道：“罚款一千元！”胆小怕事的陈源知道，要让沈从文从衣兜里拿出三几百块钱来是成问题的，但不答应恐难平息这件事。为保护自己“院长”的乌纱帽，只得接受这伙恶棍的敲诈，否则，张扬出去，人言可畏，自己也无法交待。
这伙军警取走“罚金”，并从沈从文的寝室里拿走一包书稿，心满意足地溜走了。这时学校里恰好敲响了第一堂课下课的钟声。除了门房值班等少数人外，几乎没人看到这批“闯入者”。
陈源的大力经济援助，使沈从文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但《日出》遭查禁被罚款一事仍给沈从文精神上罩上了一层恐惧的阴影。时值武汉正不时有战争发生，沈从文外出时，总要碰上一队队士兵，有时还遇见杀人。每当这时，他就像一个无业游民，傍到街墙脚下，或被卷入人群，看那不可避免的一幕发生。时间仿佛将他拉回到10多年前的岁月里去。看到那颗被砍下的血淋淋人头和杀人士兵脖子上的肮脏人头，他感到一种灵魂的颤栗和至深的痛苦。从湘西跑到都市，却依旧无法挣脱过去的现实，还始终生活在这种可怕的人生景象中。他在偶尔写给胡也频的信中，毫不隐讳地抒发自己的极度愤懑，甚至要杀那些滥用权力无端杀人的人。胡也频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的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远是自己想象的苦，这种苦却毫无可疑，同时在你生活方面，却是不能离开的一种东西。你想到的比别人都多，比别人都危险而且野蛮，同时也比别人更显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嘛你不想一点比文章还切实一点的事情？”
其实，沈从文并未全知，国民党当局对《日出》文学期刊的查禁及罚款只是对革命文化进行“围剿”中的一桩“小事”。以1930年为例：国民党当局查禁了武昌察院坡出售新书的光华书店（经理邹贤臣）、文化书店（经理邹时泰），还查禁了文学期刊《狂涛》（主编谭邦萃）、《雪里蕻》（陈新乾、杜彦桐合编）。被查禁的书籍，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人的著作达数百种，在武汉各大中学校里被搜查焚毁的书籍，更无法统计。
1931年在武汉大学放寒假期间，沈从文回到上海，住在北京路清华同学会的宿舍里。1月17日胡也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至2月7日秘密枪杀。因营救胡也频及帮助其妻丁玲料理后事，沈从文延误了返校日期，虽然，他曾写信去武大续假一个月，待到他陪同丁玲从湖南返回上海时，学校开学已颇有时日，已不便再去。沈从文只好留在上海，继续自己的写作。
对于沈从文在武大受惊吓及被罚款一事，60多年来，除个别知情人外，其他人一概不知。由于沈从文认为此事是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抱有“打掉牙齿和血吞”的思想，所以从不愿提起早年的往事。悠悠岁月，似水流年，这件事在现代文学的辞典和沈从文传记中找不到是情有可原的。1982年初，笔者曾就《日出》的主编人是谁这个问题致函沈从文，沈却回信要我去函询问远在英国的凌叔华，这明明是一种推托之词，岂有被罚款去职之人忘记了这段往事？倒是沈先生在回信中谈到“丁玲、胡也频、沈樱的文章，可能是我代约的”是句老实话。如今沈从文先生已经作古，他在武大期间的这段往事因而可告之于众，作为武汉人对他的一种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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