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回到阔别42年的江城怀抱了！
是的，1982年曾在这里逗留过20小时，那只是观摩研讨了一龆戏，没来得及和这个城市的亲友、树木、山湖晤面，便惴着莫大遗憾踏上北归列车，那不算归来。
这里难道是生活过5年多，遍印着我青春步履的武汉吗？高耸的商厦，堵塞不畅的车流，熙熙攘攘的人群，龟山蛇山变矮了，江汉路显窄了，全然认不得了！
漫步中山大道上，两侧建筑物上竖着鲜艳夺目的外国名牌广告……哦，不！那里插着彩旗，那里飘着“欢迎亲人解放军”的横幅标语，那里挤满了欢迎我们的工人、市民、学生，那是1949年初夏，我们中原文工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看到时的景象。
为迎接这庄严神圣的时刻，我们把被包打得像块大砖头似地整齐，女孩子们换上新发的列宁服，把发辫梳得光溜溜地、还相互悄悄告诫，一口水也不要喝，因为入城式结束之前，不准擅自下车，当然不可能有机会去“方便”的。队列很长很长，我们从黄陂出发在路边等候，见不到解放军主力的前导，只能想象着步兵、炮兵、坦克兵的威武气势，等了许久许久，才轮到负载我们的苏式卡车启动。夹道迎接的市民摇着纸的、布的、绸的旗帜，呼着热情洋溢的口号，把挺直腰板端坐在被包上的我们撩得心头火辣辣的……我们来了，大武汉！作为一名文艺战士，我没有为你的自由飞舟渡江、扛枪射炮，更未曾负伤挂花，唯有用我的歌、我的舞、我的笔讴歌武汉三镇的新生！
几天后举行的庆祝武汉解放大游行，我们的秧歌队、腰鼓队又行进在中山大道上。美术组迟轲、王居平、白纯熙等同志画的大型漫画在前头开道；郑小瑛挥舞双臂敲击大鼓指挥全队节奏；一排彪壮小伙高扬着闪光大钹；刘尚武亮丽高亢的秧歌领唱能使几条路口的围观者听得真真切切；我们歌着、舞着、旋转腾跃着，沿着大街穿过小巷，把欢庆的喜悦送给万户千家。直至夕阳斜照长江泛起金色鳞光回到驻地时，大家才不约而同地喊饿，一齐拥向事务长。吃饱喝足之后，有4个男同志发现自己的鞋底穿了洞，在几十里的狂欢劲舞中，他们竟全然不觉得自己的脚底一直在亲吻着大地。
在几层楼高的美式快餐、卡拉0K巨幅广告后面传出一片混杂刺耳的电焊声机械声，我被告知这就是正在重建的民众乐园。
1949年10月1日，为庆祝新中国建立，我们曾背着被包住在这里连续演出一个多月。那时的民众乐园有十几个演出场所，最大的可容千人，最小的是仅能坐下二三十人的书场，买了门票可以随意到各个场地观看。演出的艺术水准悬殊极大，有京剧名家高百岁、陈鹤峰、杨菊苹、郭玉琨的精湛表演，也有许多不堪入目的陈设展览，真可谓鱼龙混杂之地。
进入大门左侧不远处，有一插着“世界奇观——小头人”的木牌。一座双人床大小周围设有护栏的平台上，两个小人儿不停地蹦跳着，他们穿着灰布长衫，像两个缩微的成年人。走近一看，两人身高均不足80公分，头小得出奇，只有拳头般大，不会说话，只会哇哇地喊叫，跳累了则拥到坐在台边的“妈妈”处吮吸几口乳汁。我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急忙再往里闯。
一股腥骚气扑面而来，那是“动物园”。走过鸟笼、兔笼、猴笼之后又见一块木牌“请看大头人”。循牌望去，破旧的竹躺椅上斜卧着一个头大如盆、骨瘦如柴的青年人。他已是气息奄奄病入膏肓，连起坐翻身也已无力，深凹的双眼传递出生的期望。
看了这两处“奇观”，更加深切体会到崔嵬团长说的：“我们要以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文艺唱对台戏，让武汉市民通过看我们演出了解解放军，了解共产党”。以畸形人、残疾人为摇钱树，还有那些在角落里游荡的涂满铅粉的幽灵，那些练功学艺孩子们身上被鞭打的道道血痕，这样的“乐园”不改造怎么行？
我们在一个偏狭的小剧场演出。由张殿义和我的《打花鼓》作为开场，接着是萧洒、江枫的秧歌剧《夫妻识字》。郑小瑛的板鼓打得十分娴熟，她时而站在乐队伴奏，时而手风琴独奏《骑兵进行曲》，孔建华、路继贤的《百鸟朝凤》之后，是赵宝珍、陈宛华等的《四姐妹上寿》。反映解放区人民新生活的文艺像磁石般吸引着流动游客，渐渐地观众越来越多竟把场子挤得满满的了。还记得我和董志远刚演完《兄妹开荒》时，正在中南京剧团工作的朱天兴冲冲地跑来对我说：“好啊，洋嗓子终究学会民族唱法了！”也许正是这句鼓励的话种下好印象，为4年后我们相恋奠定了基础吧！
不到一年光景，当我们为向民族传统戏曲学习再度住进民众乐园时，灯影下的幽灵不见了，大头人、小头人不在了，戏曲“推陈出新”走上改革之路，民众乐园旧貌换新颜了。那么，经过翻修重修以后，原来可以展示中南几省各类地方戏曲的十几个演出馆所，会不会都变成KTV包间、保龄球场、游戏机室、桑那浴池呢？劳动者工薪阶层还能跨进它的门槛吗？这里又将是谁的乐园呢？
走过几条街，又来到一个大院。这个门厅站着披婚纱模特的去处，竟是我们刚入城时的驻扎地——武汉慈善会。楼下成了豪华的“摄影大世界”，楼上是一些商企、财团的写字间。沿梯而上，吱吱作响的楼板又把我带入47年前的情景。这里曾做过国民党兵营，到处遗弃的钢盔、旧靴显露出他们溃逃时的狼狈。入城式结束后，卡车即把我们送到这里，一整天的劳顿、兴奋使我们倒地便进入梦乡。第二天清早集合时，不知是谁先笑了起来，大家对视之后也都忍不住捧腹大笑。原来，饿了多日的蚊群逮着我们这群细皮嫩肉年轻人饱餐了一夜，于是人人脸上都像出麻疹似地布满数不清的红疙瘩，奇痒难熬。生活干事给每人发2尺纱布，各式各样的创造发明争奇斗艳，有用筷子支撑的“脸网”，有弯铁丝做的头罩，手巧的女孩子把几床军被棉花掏空，连缀成可供七八人集体避难的布房子；让小伙子羡慕得央求也给“复制”一个避蚊所。唯有3个最年幼的调皮鬼却没赶时髦，脸上的红点反而日渐消退，真是怪事。几天以后的一次早点名，他们吃批评了！因为他们想了这样一个高招；熄灯后坐在水池里，让自来水从头顶不停地往下流，冲刷前来袭击的蚊虫。如今，这3个少年也都是两鬓霜白年过花甲的人了。
在这座楼上，我们欣喜地裁剪绸缎，缝制第一批“豪华”秧歌服。感谢母亲从幼年就教会我踏缝纫机。那哒哒的缝机声和女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至今似乎还在耳边回响。在庭院里还曾经开进一支不会说中国话的小个子部队。领导说，要热情对待，他们是日本反战同盟的战士，是四野野战医院的医生护士。如今，这些早已返回本土的男女战友们，还会记得当年以手势替代语言的交往吗？！
那原本架着国民党机枪的炮楼，曾经站过英勇解放军的哨位，已被“摄影大世界”浮嚣的时尚新潮所替代，历史陈迹已被冲淡。来此摄留纪念照的新人们那里会得知这温馨甜蜜的小巢竟曾是两种势力两种政权交迭换替的一处要地呢！
时值中秋，一年一度的校友会上我和中原文工团、中南文艺学院40多位老同志在一起欢聚恳谈。望着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庞，顿时想起他们曾为武汉文艺的各个门类创造的辉煌。江城是我接受民族艺术启蒙的地方。
我不会忘记崔嵬同志一再告诫我们：有出息的新文艺工作者，既要深入到工农兵火热斗争中去，还要认真向民族传统艺术学习。我更不会忘记朱天是怎样给我讲解剖析一些名剧，使我这个“洋学生”领会到中国戏曲艺术的博大精深，终身受用不尽。然而，朱天和崔嵬院长一样，过早地走了！
来去匆匆，又要揣着遗憾北归了！不过，我还想回来，我一定还要回到江城再继续踏勘那些尚未寻觅到的青春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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