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提起武汉，我内心总不免涌起一阵亲切感，因为命运使我和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江西萍乡是我的出生地、我的家乡，而湖北是我的第二故里。1934年我作为家属路经武汉拜见了我慈祥的公婆，随即转赴离沙市不远的阧湖堤棉场，在那里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长江涨大水，水位高过了江堤下的住宅屋顶。那翻滚的怒潮、汹涌的波涛，令人生畏。经当地居民们英勇地抗洪搏斗。终于使冥顽的恶浪无可奈何地退去，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灾难。我忘不了这次惊险的经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于同年12月随同大批东迁的人员来到武汉，我的家安顿在武昌郊区宝积庵省立农学院的校园内。从这时起我辞去了教职，专门从事演出活动，想以多开独唱音乐会的方式来增进人们对音乐的兴趣，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音乐艺术。在武昌定居后，最使我毕生难忘的事，是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先生。那是1946年，军事调处3人小组路过武汉。湖北省政府设宴欢迎，邀我出席作陪，正好我与周先生同桌。在宴会后举行的小型音乐会上，我演唱了几首中外歌曲。在我见到周先生之前，心里既有些激动也有些紧张。但在宴会上见到周先生谈笑风生、气宇非凡，既庄重豁达又和蔼可亲的风范时，顿时使我缩小了与这位闻名遐迩的革命领袖的距离，一种仰慕之情油然而生，拘谨不安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次周先生虽没有和我直接交谈，但他却记住了我。当我于1949年10月从欧洲回国之后，应邀到怀仁堂参加演出前，再次见到已身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时，他竟一眼就认出了我，不仅同我亲切握手，询问我什么时候回国的，是否已安排工作，并且还亲切地问及我的家庭是否仍在武汉和孩子们的生活情况，看到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能这样细致入微、平易近人，不由得在我心中漾起无限崇敬之情。
从1945年底至1948年夏我在武汉度过了难忘的时光。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除了几次在外省市巡回演出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练习独唱音乐会的曲目上。当时由于精力集中、时间充裕，使我有可能准备出了3套不同的独唱会曲目，并有幸被邀为武汉大学、湖北省立农学院和华中大学的师生举行了3场独唱音乐会。此外还在汉口一座剧院演出一次，演唱的曲目，除了外国的优秀作品外，我注重演唱一些中国优秀的创作歌曲和民歌，如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夏之秋的《思乡曲》及康定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等。武汉的听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对我的演唱给予了极为热情的鼓励。他们对音乐的爱好和高度的鉴赏力，令人赞叹。随之一些中国民歌逐渐流行起来。这使我既兴奋又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暗下决心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演唱能力，以不负武汉听众对我的厚爱。
长期萦绕在我心中的亲情，是我在汉口的婆家。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虽不是很长，但结下的亲缘很深。我的公公曾是一位虔诚的牧师，他待人宽厚，对我们晚辈爱护备至，我们都很敬爱他；我的婆婆虽是一位家庭妇女，但她勤劳善良又聪慧过人，待儿孙儿媳们无微不至。每当我们从武昌回到汉口家中时，她老人家总要亲自烹制各色各样的佳肴。一大家人围坐一桌，美美地饱餐一顿，人情世事正是从这细微处见真情。
自1948年夏我离开武汉后，屈指算来已48个年头了，山河可以把人们隔开，但亲情、乡情、友情是割不断的。我在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音乐系和在成都金陵女大音乐系任教时的毕业同学，其中有不少人在武汉工作，他们过去曾和我一起孜孜不倦地钻研业务，融洽愉悦的情景，宛如昨日。我怀念他们，衷心祝愿他们幸福健康。
武汉这片热土给我的深情、厚待，给我的鞭策与机遇，使我终生难忘。请允许我借贵刊的宝贵篇幅向武汉人民，向我过去的武汉听众，向我的亲友致以衷心的感谢与问候！如今，武汉市已是旧貌变新颜，我遥祝武汉市沿着改革开放的大道，乘风破浪前进。把武汉市建设得更加繁荣。我祝福你，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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