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黄陂东乡，出生于武昌的仁济医院。
武汉自古就是九省通衢之地，交通方便，当然信息也就灵通，这是后天赋予人聪明；又是鱼米之乡，这是先天赋予人聪明，武汉人当然也就更加聪明，脑筋活泛，堪称“九头鸟”的代表。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开放，西学入境，武汉也是得风气之先。我祖父涂介庵先生是清光绪年间的翰林。日、俄战争后的1905年底，他在直隶（今河北省）钜鹿县知县任上，请求赴东邻日本考察。获批准，于次年农历三月下旬启程。在日本，他日程安排得很紧，实地看了其新兴的工农业、交通、邮电、商业、税收、医药卫生、各类学校教育、政权管理、法院、监狱等方方面面，费时两个多月；归来写成数万字的《东瀛见知录》一书，详细记述了日本人学西方，如何以人为本，学其民主、法治精神，及科学的管理、先进的技术等，学得很彻底。而反观国人，则往往学其皮毛，很不成功。书的结尾，祖父感慨系之地说：“维新时代万绪千端……除改良政体，普及教育外，固无本末缓急之可言。”这些将近一个世纪前讲的话，今天读来仍新鲜如昨。
在祖父开明思想影响下，20年代，我的叔辈先后有4人赴美国留学，分别获政治学、农学、水利、土木工程的博士，学成回国，为国家、人民效劳。我的姑辈，都没有缠足，最起码都受了中等教育。至于今天祖父的孙辈、重孙辈男女，则大学生、洋博士更不在少数，超过了我的同辈和父辈。
我出生于国难深重的1933年。我从记事时起，在大武汉，我的思想一点儿都不闭塞。早年我听母亲说过，那些为母亲接生的信教的“白衣天使”，待母亲特别和善，使我小时候对信耶稣教的人，既好奇，又有亲近感。80年代初，我回武昌时，一位朋友还陪我去看了仁济医院的旧址。童年对我熏陶最深的是那些唱遍城乡的抗日歌曲，像“卢沟桥”、“长城谣”、悲壮的“流亡三部曲”，还有“热血”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热血！……”）这些歌曲，我至今仍能哼唱，它铸就了我们一代人对外反帝、对内反封建专制的爱国情怀。抗战胜利后，我是武昌的一个中学生。在实验中学，老师们都很敬业。国文老师讲的故土楚国诗人屈原的形象和他的楚辞，深入人心。使我们懂得了人格的美。要学着终生做个为民为国的正直的人。武昌胡林翼路（现民主路）是一条书店街，课余，我在书海广泛涉猎。茅盾、巴金的长篇小说读遍，胡适、林语堂的文章，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钱钟书的《围城》，是在这里读的。常读的杂志有上海出版的《观察》、《时与文》、《中学生》、《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等。鲁迅、茅盾的作品，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我思想左倾化，也迷上了文学。想做个进步作家的愿望，此时萌生了。我尝试向武汉的报刊投稿。我的第一篇练笔的短小说《何达静先生》，就是1949年春天在武汉的《和平日报》副刊发表的，这也是我平生头一回收到稿酬，那年16岁，高二的学生。
在武汉，从1946年开始的反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运动，我虽没有参加，但很关注。国民党军警进入武汉大学校园，用达姆弹枪杀学生的“六一”惨案，给我印象很深，我曾去现场凭吊，也点燃了我心中争取民主、自由之火。在中学校内，我曾张贴壁报，向校方管制学生思想的倾向开火。
1949年8月1日，我进入中共中央中南局主办的中原大学政治学院第四十七队学习，从此开始了我全新的钻研马列主义和集体化的生活。4个月结业后，我又考入文艺学院创作组，学习解放区的新文艺。一年后我进人汉口黄陂路的中南文联，开始学做一名文学编辑，两年后调北京，仍是做文学编辑，这成为我大半生的职业。可是离休后，我可以做个自由的专业作者了。
武汉，是生我、养我，我成长之地，这里“天际流”的浩浩长江、这里自由无羁的先祖楚国的文化，这里的大气度和开放，对四方八面，各种优良文化的兼收并蓄，是我生命中永不衰竭的泉流，也是我的信奉和皈依。
（作者67岁，黄陂人。中国作协会员。曾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达20余年。离休前任《传记文学》主编，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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