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我们一家6口人随父亲从汉口转辗湖南等地逃难到了重庆——抗战期间的陪都。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当时已沦陷或部分沦陷的省、市的许多机关、单位和学校，都迁往重庆等大后方，汉口博学中学是其中之一。新校址坐落在重庆市郊南岸背风铺，校舍十分简陋，除一栋学生宿舍属半砖瓦半土墙结构外，其余房屋都是用竹片敷上黄泥建成的。风景秀美，周围绿树成荫，四季鸟语花香。博中的姊妹——懿训女中，也建在这里，彼此毗邻，我们经常听到随风送来的女中唱诗班的优雅歌声，令人神往。
我1943年春由赣江中学转学到博中读初一下期，在博中学习生活了4年多时间，从初一到高二，从重庆到汉口，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博中度过的。
抗日战争期间，生活都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1—2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儒珍博士，堪称是一位教育家，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受益匪浅的我至今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活动。
重视英语教学，是教会学校的特点之一。其它课程不及格可以补考，但英语不及格就得留级，因此，学习英语的风气在博中很浓厚，也很讲究教学方法。我在汉口读高一时，就有3位老师讲授英语。英国人白格里先生教文章（我还记得第一篇文章的题为“North star”），他的太太英籍华人林明德老师教朗读和会话，教务主任周鼎老师教文法。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各种国际学术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主要是在博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中有几件有趣的往事：
其一，在重庆博中，生活很紧张和有节奏，晨6时响起床钟，10分后在操场集合做早操。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总是在起床铃一响就马上赶到学生宿舍查睡懒觉的。他手里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催促他们起床。某晨，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胡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着那铺盖，未有反应，掀开一看，才知道上了当。胡老师不以为然，只是笑了一下，于是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其二，1946年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学校送来一批所谓救济物品，都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和鞋袜，其中有不少是妇女穿的（当时博中是男校），同学们对此很反感和气愤。某天做晨操时，很多同学穿上高跟鞋、女式花衣和裙子，扮成各种怪模样和做出各种怪动作，引起大家啼笑皆非。随后同学们就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议。
其三，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学校挑选了10余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市的游泳选拔赛。我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周庆宣报名，要求参加预选。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后摇头说：你个子太小，没有体力，不行！次日早晨，周老师带队在前，10多个彪形大汉每人骑上一部自行车，一字长蛇地奔向市内某游泳池。为了贪玩和看热闹，我偷偷地跳上最后一名同学的单车后架上。待到达预赛场时，周老师发现了我，便笑着说：你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包括本人在内），我竟在汉口市的预选赛中获100米和400米自由泳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教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不久，我便在省运会中取得两块游泳银牌，为母校增添了光彩。回校时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把我抬起来，往上使劲地抛了多次。
1947年因搬家到南京而转学。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南农学院。50多年过去了，迫昔抚今，我十分怀念在博文中学的那段校园生活，怀念在武汉度过的难忘时光。我志向于“农门”，也是缘于汉口。当时老师带我们到农村参观，被万紫千红的花木和挂满枝头的累累硕果所吸引，优美的大自然和田园风光，促成了我务农的雄愿……我要再一次感谢江城武汉和博中给予我的培养和教育，因为这段生活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作者70岁，江西德安人。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现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兼西南农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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