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河南南阳景武高中毕业。1946年夏天和几个同学一起，先后到开封、武汉报考大学。记得到武汉后住在武汉大学学生宿舍的地板上，当时没有门窗。这是我第一次到武汉，感到武汉很大，很热闹，天气很热。这一年我考取了河南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上海震旦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就是武汉大学没有录取我。我只好就近在开封河南大学法律系读了一年。1947年夏天，我第二次到武汉重新报考武大，终于考取武大经济系，再从一年级读起。
入校后同宿舍有经济系两位同学：彭沈元、乔凤三。彭沈元和我在开封初中是同班同学，乔凤三和我在景武高中是同班同学。他们都是1946年进入武大，这一年他们两位都比我高了一班。他们对我很关照。彭沈元对我循循善诱，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参加进步社团（人间社）。我逐步参加了武汉地区反蒋反美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活动。1949年2月，经彭沈元同志介绍，党组织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办墙报，收听解放区广播，撰写评论，参加后湖救灾活动，开展解放前夕的护校斗争。当时武大地下党总支只有半本《整风文献》，我记得学习过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等。在党的教育下，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在汉口“大舞台”（后改名人民剧院）举行了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地方党员大会，我们大清早从珞珈山步行赶过江去人民剧院集合，一路上十分高兴，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几十位武大共产党员第一次在一起公开开会，真令人兴奋。在会上谭政、钱瑛、张平化、曾惇等领导同志和大家见面、作报告。中午每人还发了一袋冠生园的点心，我感觉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949年10月，党组织抽调张诗焕、倪忠文、朱绳武和我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张诗焕分在组织部，倪忠文和朱绳武分在宣传部，我分在政策研究室，我们4人都没有念完大学4年。
1951年中南地区工矿进行民主改革，我到武昌第一纱厂调研，和党委宣传部长周克士同志住在一个房间，经常交流情况，研究工作，互相鼓励，相处十分融洽。解放前的纱厂，工人下班出厂要搜身；边开纺织机器边吃饭；女工多，但没有哺乳室。民主改革中废除了搜身制，实行关车吃饭，设立哺乳室，体现了工人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受到职工的热烈欢迎。我当时重点在南厂细纱车间乙班了解情况，和党支部一起研究如何针对不同情况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曾写过一篇《一纱厂南厂细纱车间乙班的思想政治工作》，发表在当时的长江日报上。当时工矿企业实行计划管理，推广先进经验，一纱曾提出分解指标、班组核算等管理办法，对推动生产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4年10月大区撤销，我离开武汉调到了北京。到武汉的机会少了，但仍然关注着武汉的发展。
有一年回武汉，正好碰上彭沈元同志重病，我赶到协和医院去看望他，当时他任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正在透析治疗，等着做肾脏移植手术。我们谈了很多往事。过了不久，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令人惋惜不已。
1988年去四川，到新都县看望了乔凤三同志，他在红原县工作，因身体不适应高山地区，已离休安家在新都县。回忆在武汉大学的时光，仍觉十分珍惜。
1993年我岳母病重，我和老伴殷红回武汉看望。这一次见到了同班同学李守庸，他已是武汉大学教授，有了著作，并带研究生；同班同学毛剑光，他已从省化工厅副厅长岗位上退了下来；同班同学朱琰，在市党史办公室工作，也已离休。武汉市面貌大大改变了，东湖高科技开发区正在加快技术创新，不仅有了长江大桥、还正在修建长江二桥；到处是建设工地，一片繁荣景象，令人十分欣慰。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进入2000年。在新的千年，新的世纪，我衷心祝愿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建设得更快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72岁。离休前曾任国家农业部宣传司司长，农业部新闻发言人，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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