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收藏纵横谈

开放改革盛世带来了我国群众性收藏事业的春天。沉寂了几十年的民间收藏在全国复苏。北京、上海的收藏活动起步最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开始出现自发的旧货和古玩市场，八十年代就涌现出一批民间收藏家。武汉也算是“醒得早”的，在七十年代末就先后出现航空路和崇仁路的集邮市场。

八十年代中期，汉口泰宁街冒出了旧货古玩摊市，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口也有大片旧书摊出现。到九十年代初期，泰宁街市场转移到汉口江滩，形成古玩和花鸟市场。此后在武昌彭刘杨路、汉阳归元寺前都出现过古玩商摊群。几经演变，时至今日，武汉三镇除了红钢城、卓刀泉、归元寺前、泰宁街、汉口老火车站等处分布着一些临时性的旧货、旧书和收藏品商店、摊群外，还集中形成了收藏品市场的3个版块。一是汉口香港路文物监管市场，这里已被评为全国十大古玩市场之一；二是硚口崇仁路收藏品市场，主要以经营纸品（如旧书、旧报、字画、税票、收据、股票等）为主。这个市场的二楼则是大型邮票市场；三是徐东路艺术品和花鸟市场，其中经营字画者较多。

这些形形色色的收藏品市场在双休日相当火红，有成百上千人在市场上淘金。有人问及北京双休日何处最热闹时，一位资深记者周倜经深入探访告知说，不是王府井，也不是前门，而是处在北京较偏远的潘家园古玩市场。武汉的古玩市场虽不像北京火爆，但每当举办古玩赶集等活动时，在香港路、崇仁路的收藏品市场上，也是人头攒动，拥挤程度不下于市区闹市中心。

进入收藏品市场的，有不少是追求艺术美的蓄着长发或胡须的文化人，如画家、演员、新闻工作者、教授、专家等，也有更多的社区居民、职工、干部、离退休老同志所构成的民间收藏家、爱好者队伍，还有从事古玩买卖的商人和驱着小汽车前来的“大款”，再就是服饰华丽和现代的淘金女士，以及金发碧眼的“老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许多文化教养不同、社会层次殊异、经济收入悬殊的人，各怀具体目的，有的是为了怡养性情，丰富自己精神生活；有的是为了家庭装修和个人装饰找心爱之物；有的是为了研究文化，积累素材；有的是为了“淘金”、发财、求富，奔向古玩市场。但总的来讲，他们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找到“好东西”，为了寻宝而来。收藏本来就是一个搜集、保管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标本的文化行为，因此寻宝和找“好东西”成为老幼者提高生活质量的共同追求。这种追求不仅没错，而且对保存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综观中外历史，人类引以为骄傲的文明结晶，就是通过公私各种收藏渠道得以垂留至今。

但“好东西”和“宝”并不是单一的。个人的雅好不同，所寻的“宝”也就不同。情人眼里出西施。一块钱币在书画收藏家眼中不屑一顾，但在钱币收藏家看到时眼睛可能立即发亮。一个信封也许众多的人视为废纸，可是收集实寄封的藏家可能视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珍品。有人曾统计，我国7000万收藏大军中，收藏品门类已多达300多种。在武汉市，书画、瓷器、玉器、邮品、古籍、碑帖、火花、证章、钟表、奇石一直受到重视，例如报告、实寄封、唱片、文具、明清家具、木雕、石雕、钱币等均纳入收藏品的行列之中，这诸多门类中，的确有宝，并为广大收藏者所苦苦寻觅。

收藏溯往

武汉收藏之所以兴盛，其现实的原因在于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逐步走向富裕，因此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来从事收藏。除了经济原因外，如果再从文化源流来看，具有3500年的武汉历史文化名城及其周边地区，文化蕴藏丰厚，为收藏提供了广博的资源。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也是各方奇珍汇聚和交流之所，推动了武汉收藏传统的形成。而武汉本身的收藏传统又为当今的收藏构成了历史传承。

荆楚地区的文人，具有收藏雅兴者代有其人。我们知道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就是一个迷恋奇石收藏的“石痴”，乃至见到钟爱的奇石就跪拜不已。明末江夏的程正揆收藏了大批名家书画。有明一代，在武昌楚王府中收藏了各种奇珍遗宝。

清代武汉有名的叶开泰药店家族中的叶云素等，收藏许多字画、珍籍、碑帖，可惜在太平军来到时被烧毁了。晚清和民国时，武汉有不少的收藏大家。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北巡抚端方，在金石、碑帖、古籍的收藏中都是负有盛名的。端方收藏的碑贴、珍籍时至今日还常出现在北京的古玩市场和拍卖市场。张之洞一生嗜古成癖，所以他的著作中金石、钟鼎的文字颇多。也许是太好古了，所以还闹出一些笑话。张之洞有一次进京，在北京琉璃厂一家装潢颇为雅致的古董店中，看见一个陶瓮，色彩古朴，形制奇硕，俯身下看，只见四周有蝌蚪文字，一时难以辨认。问值多少，店主说，此为一大户祖传遗物，借来陈列，并非卖品。过了几天，张对古瓮仍不忘怀，并约一位懂古器者同行。两人肯定是古物，并要求店家出售，过了不久，店主将大户管家引来，开价三千两白银。经来回讨价还价，以二千两成交。张买到古瓮，将其送上火车运回湖北武昌，在瓮中放水养下金鱼，每日观赏，颇为自得。一日深夜，大雨如注，雷鸣电闪。雨停后已天明，张之洞急忙去看大瓮情况，只见大瓮已化成一堆烂泥，金鱼也死在泥中，原来此瓮是纸糊上色打蜡而成，经不起大雨冲涮，顿时化成纸浆烂泥。

清代进士，后曾任湖北民政长（省长）的刘心源，既是一位大书法家，也是一位收藏家，他对中国金石，尤其是石鼓文造诣很深，成一代名家。他的金石的收藏十分丰富。杨守敬是长期居留在武昌的书法大家，他以随员出使日本时，在日本各地访求中国古籍善本，回国后编成古佚丛书，为保存祖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近代武汉地区出现了卢弼、张国淦、柯逢时、徐行可等一批藏书家，徐行可的藏书在解放后捐献给湖北省图书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

民国时，住在法租界的巨商陈仙洲，其公馆顶楼陈列历代文物，宛如一家博物馆。陈为收购文物，在保华路专门开了一家金石墨缘堂古董店。

在商业中获利丰厚的曹祥泰、著名的工商业巨子周苍柏等都有丰富而高品位的收藏。曹家传人曹美成曾将大批珍藏捐献给北京和武汉的收藏单位。

伴随着收藏的蔚起，晚清和民国的古玩市场、拍卖市场也有一定规模。武汉三镇1915年有古玩玉器店35家，1918年41家，1933年38家，1946年17家。英租界的金迩洋行还设有拍卖行，拍卖珠宝、古玩。

古玩不仅在古董店出售或寄售，而且成为拍卖、义卖的珍品。1931年武汉被大水所淹，为了赈灾，当时的一些积德行善之士将自己的珍藏的私物义卖，将义卖所得捐给灾民。陈仙洲捐献了义卖文物的30多万元；1938年为献金抗日，又捐卖价值30万元的文物，用来购置飞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武昌艺专主办捐助东北义勇军书画展览会，师生们踊跃献书献画，是武汉地区爱国义举。

特色收藏

改革开放后，居全国之中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传统中所复兴的当代江城收藏，呈持续发展的态势。介入各种类型收藏的不下数万人。在八九十年代，仅邮票收藏已是千家万户了。上至古稀老人，下至戴着红领巾的孩子，都热衷于“猴票”、“鸡票”、“牛票”。其中也出了一些以集藏专题邮集而在全国获奖的名家。

在近20年收藏复兴中，书画、瓷器、邮票、火花、古籍、毛泽东像章、奇石、木器家具等方面都涌现一些有成就的收藏家。我有一次造访一位收藏家的家中，饱览其几个房子硕大壮观、华美堂皇的红木家具。也到过一个貌不惊人的老者家中，浏览了他在低工资的境遇中收藏的满房子的木刻珍本古籍、地图以及手稿等。有一位较具实力的收藏家告诉我，他收藏的明清大手书对联、中堂已多达200幅，蔚为壮观。

此中，最令人关注的当然是具有江城特色的文化收藏。这是我们这座城市文化积累的直接沉淀，是武汉地方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武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记之一。除了省、市博物馆之外，民间收藏方面做出成绩的有：

第一，汉阳人头盖骨化石收藏。汉阳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是武汉人类文明的重大实证。1999年在汉南区纱帽山长江边上，由一位古物收藏者毛凑元所发现，并进行收藏。毛凑元后将此化石捐献给湖北省考古所。这块涉及武汉地区人类文明起源的化石经考古学泰斗贾兰坡等的考释，距今一至五万年，可以说是武汉历史文化收藏中的硕大成果。

第二，辛亥革命文物收藏。武汉是辛亥首义之地，在民间流散的辛亥革命文物颇丰，许多精品已入藏湖北辛亥革命博物馆。民间在这一领域作出突出成绩者为沈汉生。他在几十年中以经营所得，同时缩衣节用，倾全力收藏辛亥革命文物，现已多达1500件，其中如鄂都督府大印、武昌起义年画雕版、孙中山手书大匾等均为珍稀之物。沈汉生以其所藏在武汉、广州、深圳、北京等地举办展览，受到各方称赞和支持。

第三，张之洞文物收藏。这方面应为武汉收藏重点之一，但起步较晚，也有了一些成绩。武昌首义公园内之抱冰堂有张之洞图片陈列，纸坊3303工厂也透出要建陈列馆的信息，但惜藏品不足。比较有规模的是张之洞和汉阳铁厂博物馆，该馆所收集的汉阳铁厂所制钢轨、红砖，特别是张之洞手书的“德高梁孟”的大匾以及其他相关文物几十件，是弥足珍贵的。

第四，武汉历史文物收藏。武汉城市自黄陂盘龙城始，已有3500年，为长江流域最古老的文化名城。在漫长历史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出现了众多政治、军事、文化名人，制作了大量青铜器、陶瓷器、书法作品、民间工艺品、近代工艺精品。其收藏空间很大。这方面，省、市博物馆和文物商店藏品较丰，民间收藏中在区票（武汉地区邮票）、火花、粮油票、收据等方面也有一定成绩。而热衷这一领域收藏的人还是不少。六七年前，有几个年轻人将觅得旧武汉书报、碑刻、照片在“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举办过一次展览。湖北电视台的编导葛亮是一位痴迷“老武汉”的年轻收藏者，他先后投入10多万元，收藏了日军沦陷武汉的“专集”、武汉码头实物和文告、敌伪时期的“良民证”、“安居证”等。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但这一方面缺乏收藏大家。应该说，收藏成果与武汉3500年历史呈不对称状况，有待于进一步培育、深化并加以扩大。

当前江城收藏市场中，外流的古玩珍品多，而内流入汉者较少。我所知道的，如张之洞的手稿、书信、题字，在武汉由于价格达不到卖家要求，有些已在北京参加拍卖。全国各地收藏的有关武汉的艺术品，如武汉三镇图、伯牙鼓琴图及晚清时武汉珍贵照片均在北京拍卖，而武汉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均未与闻，更无入藏。更多的东西流入广州等地，形成“孔雀东南飞”。此种势头的扭转有赖于武汉经济的发展和公私收藏者实力的增长。

收藏陷阱

武汉古玩旧货和文物市场，尽管琳琅满目，藏龙卧虎，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膺品多多，乃至陷阱遍布。一般而言，市场上出现的大多数卖品为仿品、复制品、膺品，包括一些高仿器物，说得好听一点可称为工艺品。旧货和“老东西”也有，但多为残破品或一般性器物和书刊，上不了档次。真正的精品也偶尔露峥嵘，但机遇难求，不可多得。

值得警惕的是古玩文物陷阱，谋财害人，扰乱市场。常见的作伪手法有：

一、冒称“老东西”，如陶器上涂抹黄土胶泥，冒充出土文物。瓷器上烧上“成化年制”、“乾隆年制”等款识，冒称古瓷乃至官窑。旧书则把刻有出版时间的篇页、民国或晚清序言撕下，留下康熙、乾隆年代序言，冒称清初古本。玉器、铜器，乃至钱币、邮票，此类作伪很多。有些瓷器故意做旧，甚至将瓷器口沿故意摔破，以冒充古瓷。

二是做笼子坑蒙拐骗。如在地摊上，常看见有人围观某一器物，并讨价还价，最终给一不小的价格将器物买走，目的是引诱人买走另几件类似器物。

三是将假货交给乡下人在地摊上兜售，伪称是从农村收购来的老货。有些作伪者故意将铜器埋人地下或污水沟中，让其生锈，变得“古色古香”，以牟取暴利。

四是连环圈套。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这样一个故事，李老师喜文好古，几年来涉足古玩市场，也时有所获。王老板是一位古董商人，对李颇为仰慕，时不时向李老师请教文化问题。一日，他向李老师顺便提了一下，张老板收到一件青铜簋，满身纹饰，古色古香，但难以断代。李老师顿时心动，同王老板一同赶赴张老板处。张老板说，前日被苏先生以3万元买走，只留下一张照片。李老师看了照片，深表遗憾，连连说来晚了来晚了。他深知一个高古的青铜簋决不止3万元能买到的。王老板看出了李老师的心思，便表示苏先生也是熟人，如李老师心爱此物，可以去做做工作，叫苏转让。王老板带李老师到苏先生所住的旅馆，找到苏先生。苏先生正准备带着一包古董回广州。一听说要将簋转让给李老师，不肯答应，后经王老板凭三寸不烂之舌再三做工作，苏先生才答应以3.8万元转让给李老师。李老师于第二天带了钱独自去找苏先生进行钱物交割，兴致勃勃回到家中，如获至宝，日夜把玩。此时又有一位方先生同王老板一起到李老师家，方先生说前几天因外出未能购得铜簋，要王老板带他一起去李老师家看铜簋。看完后要求李老师割爱转让，并愿意再加价5000元。李老师正沉迷于得到古簋的喜悦中，拒绝了方先生要求，方只能抱憾离去。李老师自以为得宝，其实得到的是一个现代人仿造并抛在污水泥坑中生了锈的“河南造”。他被套进了甲、乙、丙3人合伙作案的连环套中，从而几十年的积蓄大部分就此打了水漂。

文物古玩的收藏是一门精深博大的学问，需要有深厚的文史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古玩实践经验，练就过硬的眼力，才能觅得真品好货。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大市场上，比眼力考验每一个收藏者，成功和失败都是未知数。我看到一位酷爱古陶瓷的收藏者，时不时见他买陶瓷，后来听说买了一房子，桌子上、柜子上、床底下都是陶瓷制品，其中绝大部分为仿品和低档器物，不具收藏价值。当他明白这一层道理，并推了一板车去出卖时，根本推销不出去。这样的收藏确实所付学费太大，切忌步其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