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晚清时张之洞督鄂兴办布纱丝麻四局使武汉一跃成为全国重要的棉纺织工业中心；20世纪20年代，一纱、裕华、申四、震寰四大民营纱厂鼎力江城，使武汉棉纺织业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巅峰。然而，“两半社会”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曲折艰难，震寰纱厂就是那个年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它的开创者和经营者名叫刘季五。
武昌城刘氏富户
刘季五，武汉人，武昌城富户。刘家的兴起，与刘季五的二哥刘皓臣有着密切相关。
1860年汉口开埠后，迅速成为华中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和商品转运码头，进出口贸易额一度“驾乎津门，直追沪上”。刘鹄臣紧紧把握住了机遇，以敏锐的眼光和过人的气魄，瞅准商机，开办祥丰厚商行，经营土货进出口贸易，迅速致富成为武汉有名的大财东。与当时的“地皮大王”刘歆生、大买办刘子敬并称为“汉口三刘”，并涉足钱庄、中药、丝绸、房地产等领域，其中1918年开设的刘有余堂药店发展成为今天武汉最为悠久的药店之一。当时，刘有余堂营业额占武昌同业营业额的40%以上，规模超过了金同仁和陈太乙，是武昌最大的药店。1921年，刘皓臣还出任既济水电公司监察。
刘家有五兄弟，老大早年夭折，刘皓臣在家行二，另有老三刘文清、老四刘逸行和老五刘季五。由于家庭殷实，刘逸行和刘季五兄弟早年留学日本，接受新式教育，和刘皓臣相比，他们的眼光更加开阔。刘季五回国时，汉口正处于时代转变的前沿。刘季五认准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强国，只有兴办实业才能富家。在刘皓臣的赞许支持和刘逸行的协助下，他带领家人从传统的坐商向现代工商企业艰难转身。
投巨资创办“震寰”
刘季五很早就对棉纺织行业有兴趣，1914年曾与棉纺织业有过一段短暂的接触。孙中山在辞掉临时大总统后，大力提倡实业救国，北京国民政府也出台大量的奖励工商措施，受其影响，武汉出现一阵民间建厂大潮。刘氏兄弟参与并与他人联合发起武汉第一家民营纺织企业——汉口第一纺织股份公司，刘季五出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并从华大量采购棉纱、面粉等战略物资。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接踵而至，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投资者在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兴起办厂热。这是中国工业产业的一个春天，刘季五、刘逸行也就是在这时再次涉足棉纺织领域的。当时，俄商阜昌洋行的买办刘子敬也看好棉纺织业，刘氏兄弟与他一拍即合。刘季五下决心关闭了10多家店铺，筹集白银一百多万两，1919年，与刘子敬联合在武昌草湖门外下新河沿岸创办震寰纱厂，是震寰纱厂最大股东。刘季五任总务董事兼理业务，刘逸行专任董事兼理厂务。刘氏兄弟成为震寰纱厂的实际经营人。
1928年刘子敬病故后，震寰纱厂完全由刘氏兄弟主持。全厂计划安装纱锭2万6千枚，预计耗资洋例银122万两，折合银元175.68万元。受一战的影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货币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解体，而中国作为唯一的银本位国家，反而因此受益。一方面白银价格上涨速度赶不上国外物价的上涨速度，有利于出口，另一方面银价与国外纸币来比处于相对高位，能够以较低价格进口国外设备。但刘氏兄弟虽然与英商洋行签订了订购纱机合同，却并没有享受到汇率红利，反而坠入起伏不定的汇率陷阱中。
1918年，刘季五的二哥刘鹄臣开设刘有余堂药店。图为刘有余药堂旧址
合同签订时，每两白银可兑换七至八个先令，只需二两五钱白银即可换一英镑。所订两万纱锭全部设备的价款是二十万英镑，折合洋例银50万两左右。但合同中没有明确以此种汇率结算，而是随行就市，以货物交付时的汇率为准，同时也没有确定交货的最晚日期。洋行看到白银价格有下行的趋势，就找各种借口百般拖延。刘季五曾多次和洋行交涉，都无功而返。直到1921年，纱机才陆续从英国起运，而此时白银价格已经跌倒历史低点，每两白银只能换得三先令左右，七两白银才值一英镑。二十万英镑折合白银达到140万两，机器总价格实际比之前上涨了近两倍。最后，仅机器一项就超过全部股本，加上购买地皮、兴建厂房以及各项开办费用，纱厂固定资产共花去220余万两，震寰纱厂开办之初即负债超过100万两。为弥补缺口，维持纱厂正常运转，不得已借高利贷。还债成为震寰纱厂始终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迈征程步步维艰
1923年4月，刘季五的震寰纱厂20,736锭纱机全部到齐。可此时国内棉纺业已是另外一番情景。一战后，西方各国随着战争创伤的逐渐恢复，很快又杀回中国市场。以1921年出现的经济萧条、工业衰退为标志，短暂的民族工业发展黄金期昙花一现结束了。
原本就负重起步的震寰纱厂，一开工又遇到经济萧条，日子更加艰难，另外因规模较小，成本相对高，平摊到产品上，价格高，震寰纱厂所产的福禄牌纱线，在市场上与同类型产品相比没有竞争优势。为降低成本，刘季五又再次举债扩充纱厂，希望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增加利润。1925年12月1日《汉口新白话报》登载消息，震寰纱厂决定照原股摊派机款，订购纱机，并买入布机250部兼营织布。刘季五为使震寰纱厂摆脱困境，使出浑身解数，左右腾挪，纱锭规模扩大到26,336枚，但经营状况并没有好转，反而债台高筑，亏损额逐年增加。
屋漏偏遭连阴雨。刘季五的震寰纱厂诞生于中国战乱最频发的时期，南北各路军阀为筹措庞大的军费开支，伸手于工商企业。仅1929年，震寰就以借用为名被勒索白银六万多两。1931年长江大水，成为压垮震寰纱厂的最后一根稻草。水灾造成沙市、黄冈等产棉区棉花产量锐减甚至绝收。为解决原料来源问题，刘季五冒险决策，以每磅美棉约10美分的价格，通过安利洋行订购美棉期货四万担，到期付款交货，并以美金时价进行结汇。刘季五的拼命一搏，没有搏赢。期货定购不久，美棉价格由10美分跌倒五、六美分一磅，再加上美金升值，每担价格约折合四十几两银子，而当时武汉市场上二十支棉纱的原料每担只需三十五、六两银子，仅此一项每担就要亏六两多银子，再加上安利洋行的佣金、运费和栈租保险，亏损额度更大，而且棉花是分期分批陆续运到武汉，要按时收货，否则还要承担延期的一切损失。刘季五兄弟在用尽全部可以调动的资金后，有数百件棉花无钱支付，只能在洋行堆放。不得不以支付部分手续费为代价，商请洋行以市价每担三十几两的价格转售其他纱厂。一进一出共亏损约十六多万两。刘季五遭到沉重打击，纱厂生产经营情况更是每况愈下。东北沦陷后，华北布匹相继南运，市场饱和，再加上金贱银贵，银根紧缩，市面萧条，震寰纱厂的棉纱和布匹毫无销路，存货累积如山。1932年底，刘季五在董事会上沉痛地作报告说：“公司前途，危急万状”。次年震寰纱厂再也无法维持，宣告停工。
1947年，震寰纱厂出租汉口德义里房屋租金收据
刘季五在开办震寰纱厂同时，创办的汉口打包厂，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由于厂房设在汉口鄱阳街与胜利街之间，位于英租界红线内，英商安利洋行以20%的股金入股，并以英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在香港注册。汉口打包厂有贮存棉花机包的仓库34间，打包机2台，水压抽水机2台、动力255匹马力，每月可生产机棉2万包，规模在武汉打包行业中排在前五位，盈利非常丰厚，第二年就在沙市建立分公司。
1947年1月16日，震寰纱厂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
刘季五在震寰纱厂停工3年后，恰遇常州大成纱厂来武汉设立分厂，刘季五与之合作，以厂房机器按照40%的比例入股，合作期限六年，并更名为武昌大成纺织染第四厂。但大成四厂经营顺利刚有盈利，战火就烧到武汉，震寰、大成两家只有匆匆结束合作。
抗战时期，震寰内迁川陕两省，一路历经波折，没能在异地建厂再生，机器设备租给其他纱厂。抗战胜利后，震寰在武汉勉强复工，但已没有从前的规模，纱锭装机只有5000锭，布机223台，其余纱锭再无力安装。刘季五满以为日本战败，市场恢复，也不再受日货倾销的威胁，怎奈事与愿违，又遇美货充斥、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棉纱即便是卖出去也无钱购买生产原料。到解放前，震寰已是奄奄一息。
解放后，震寰纱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66年更名为武汉市第五棉纺织厂。1955年刘季五在武汉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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