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当我获悉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殷增涛同志退居二线的消息，顿生一种惋惜、怅然的感觉。无论人品、水平、威信以及精力，增涛同志完全可以在一线继续为武汉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得2005年武汉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此景此情、历历在目。殷增涛副书记代表东道主参加了会务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整个会议充分展现了增涛同志的智慧、大气、长袖善舞的形象，展示了一个大都市领导的风范。特别是9月11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开始大家心中没有底，由于本次论坛的代表是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媒体记者，都是“腹中经书，车载斗量”，可谓是“世界大考”。果然不出所料，记者招待会上，来自美国芝加哥的中国之星媒体集团董事长黛薇小姐率先“发难”：“听说武汉人口气很大，要打造‘东方芝加哥’，你们的信心何在？计划如何？”提问咄咄逼人。增涛同志胸有成竹回应：“这个‘口气’源自广东中山人氏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山先生设想要把武汉建成‘东方芝加哥’。武汉人民为此作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机智的回答赢得满座掌声。接着增涛同志和市委书记苗圩一道回答了《美国城市杂志周刊》等海外媒体代表的提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传媒留下了深刻印象。会议组织者、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新闻社社长刘泽彭在闭幕式致辞中多次对武汉给予了很高评价：“在秋意盈袖的武汉江城，如沐春风，老友执手相握，新朋一笑相逢，黄鹤楼下排笔阵，江城岸边论剑急”，“美丽的江城令人难忘；相聚武汉的日子令人难忘”，“感谢武汉市委、市政府，他们的盛情和周到安排让我们充分领略了武汉的实力和湖北人民的智慧。”这是发自内心的赞许，也是增涛同志个人魅力所在。
我是1983年经时任副市长姜兆基的推荐到市委研究室工作的，期间殷增涛同志先后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市委秘书长，我也有幸在殷增涛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近7年。增涛同志待人真诚宽厚、平易近人，管理严谨精细、一丝不苟，为市委研究室的长期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当时正逢改革开放大潮席卷城市，市委研究室根据王群书记、吴官正市长、郑云飞书记的要求，在市委分管书记谢培栋、第一任主任刘克勤、第二任主任殷增涛领导下，先后参与了武汉城市综合体制配套改革、“两通突破”、实行计划单列、开放蔬菜副食品市场、搞活企业、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的调研。大家经常顶着酷暑、冒着严寒，骑一辆破自行车，穿行在武汉三镇，没有节假日，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心情非常舒畅，气氛很和谐，同志之间都是“君子之交”’，谈笑皆鸿儒。涉及重大调研报告、文件的定稿，殷增涛同志都是亲自参加调查并主持研究，大家可以充分发表自己见解，畅所欲言，实际也是思想火花的碰撞，形成了一个思想活跃、有铁的纪律、高效率的团队。正是有一个好班长、好集体，也带来了市委研究室硕果累累，很多调研报告转化为市委的决策，而且经得起长期的实践检验。另一方面作为我个人在市委研究室这个熔炉中也得到了锻炼。“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现在一些昔日的老同事还常常在一起怀念在研究室时的那段难忘的岁月。
1990年后，殷增涛同志先后任江岸区区委书记，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不论在什么岗位，增涛同志都保持了一位人民公仆的本色，显示了雷厉风行、果断干练、开疆辟土的行事风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增涛同志作为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在市委书记钱运录、市长赵宝江支持下，先后主持并参与了天河机场一期工程、长江二桥、白沙洲大桥、轻轨一期等大项目建设。当时武汉这座老工业城市还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老城市改造任务十分艰巨，城市建设资金紧缺，可以说是到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他率市建委的同志们四处奔波、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先后引进香港新世界、日本协力资金，使长江二桥、天河机场等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开放之初，东湖风景区一度出现了开发失控局面，增涛同志顶住各种压力，坚持了东湖规划的高度统一，组织打响了“东湖保卫战”，坚持先拆“官船”（省市机关的船），后拆“民船”，大规模拆除东湖“餐船”群，还东湖一片清水。现在从滇池、太湖污染治理现状看，当时的决策无疑是有远见、有气魄之举。
增涛同志曾经有5年担任武汉市防汛常务副指挥长，当时三峡大坝还未建成蓄水，每当夏季洪峰季节，武汉800多公里长江、汉江大堤及连江支堤一直处于高水位险情之中，增涛同志作为武汉防汛一线指挥，工作之艰辛可想而知。记得最困难的1998年抗洪期间，武汉江汉关水位高达29.43米，位于武汉上游的簰洲湾堤防、下游的九江堤防先后决口失守，全国震惊。增涛同志正镇守江夏险段长达2个月多之久，我曾两次代表东湖开发区看望老领导，在江堤简陋的工棚指挥部，我为增涛同志不畏艰险、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98抗洪胜利，武汉平平安安，江夏立功，我更为增涛同志高兴、庆贺。
2002年根据罗清泉书记指示精神，增涛同志主持市委研究室开始武汉城市圈暨周边城市群的调研，为国务院2007年批准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提供了重要成果支持。2003年，“非典”期间，我们共和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增涛同志协助市委书记陈训秋、市长李宪生担任市抗击“非典”副指挥长，在指挥部驻守近3个月，直接参与了抗击“非典”的战斗，沉着应对，科学调度，和全国人民一道最终战胜“非典”。值得欣慰的是，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中部最大城市，是国家十分关注、最易流行“非典”的地区之一，而结果，武汉是发病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增涛同志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人，在市委副书记岗位上，分管宣传文化战线工作，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为文化界做了大量实事。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首先是大刀阔斧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先后组建长江报业集团、武汉广电集团、新闻出版集团；推进武汉歌舞剧院、武汉人艺、武汉杂技团、武汉京剧院、武汉汉剧院、武汉楚剧院、武汉说唱团、武汉交响乐团等专业院团改革，这些举措对建设一支充满朝气活力的文化事业队伍具有长远影响。同时参与领导组织、成功举办了“六城会”、“八艺节”、“旅游节”等全国性大型文化体育赛事活动，大大提升了武汉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武汉是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拥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增涛同志十分关心、尊重他们，珍惜并保护好这些宝贵财富。他多次过问关心著名艺术家陈伯华、程云、沙莱、夏菊花、吴雁泽在生活工作上的困难和问题；鼎力支持武汉出版社编辑出版《聂绀弩全集》；亲自动笔为《夏雨田相声小品新作选》、《赵瑞泰剧作研究集》作序；在曾卓同志追思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怀念远行的老水手》的讲话；在中国作协主持刘醒龙《圣天门口》作品研讨会上，作了《安于寂寞而不寂寞》的发言，这些都在武汉文化界传为佳话。
退居二线几年来，增涛同志对工作、对学习、对生活仍然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激情。2008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增涛同志新作《不停跋涉的青春》，这本书不仅记录了增涛同志从一位普通军人、《武重工人报》总编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武汉这座特大城市领导岗位的不平凡经历，也展示了增涛同志“韶华似水知马力，不待扬鞭自驰骋”、“伏枥不可空有志，永不歇蹄再报春”的胸怀和境界。根据市委安排，在杨松书记支持下，增涛同志继续主持中山舰旅游区建设，通过辛勤努力，武汉又新增了一个一流的旅游景区；受老书记谢培栋、李梅芳的委托，增涛同志2007年开始接任武汉老年大学理事长，在超过百万老人的大城市，增涛同志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征程；在武汉海外交流协会，更是经常看到增涛会长为海外华侨华人企业奔波服务的影子。不论在位与否，增涛同志都牵挂着武汉人民的福祉。正如增涛同志所说“行者无疆，面对明天，我还要背负行囊，向前方跋涉。”
2009年7月5日上午，我收到在北京治疗休养的增涛同志发来的短信：“独在京都为异客，不逢佳节亦思亲，市长几度来探望，胜似仙草胜似金。”我即回复“桃李不言‘不’成蹊，幸识增涛勤指津，长江东湖深千尺，不及恩师送我情。”这里我借用了史记《李将军传赞》中的一句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实际也表达了对增涛同志的最美好的祝福，在我的心中，增涛同志始终都是我“亦师亦友”的尊敬的领导，是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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