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文学：武汉城市百年兴衰奥秘何在？

涂文学，男，1958年2月生，湖北天门人。现任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院长、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出版基金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工作）、武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长期从事中国城市史、武汉城市史研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120余篇，其中有8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出版《武汉通史·民国卷》（主编）、《武汉史话》（13卷，主编）、《图说武汉城市史》（主编）、《武汉沦陷史》（主编）、《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文化汉口》、《武汉城市简史》、《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百题（上下）》等著作30余部。多部著作、论文获国家图书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二等奖、武汉市社会科学一等奖。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研究”，获优秀结项（2%优秀率）。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 “武汉市优秀专家”称号。

今天武汉方志讲堂2.0版正式开讲，今年的讲座主要围绕 “大武汉复兴”的主题进行，邀请我进行第一讲，我这是抛砖引玉，相信后面的讲座也是精彩不断。我今天主要跟各位分享近些年来研究武汉城市史，特别是武汉明清以来发展的历程，探讨武汉城市兴衰的原因。

武汉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也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有自己发展轨迹的城市。中国城市的发展，我认为有四个阶段、四种历史形态，第一个阶段是先秦时期的邑制城市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秦汉到晚清、民国前的郡县城市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明清时期的工商市镇阶段，第四个阶段是近代以来现代都会阶段。这四个阶段，除了明清时期工商市镇和郡县有重合以外，其他阶段都是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完备具有这四种形态、四个阶段的城市，可以说只有武汉。中国的首都北京，从金朝开始，元代以前，就已经作为国都存在，但是它在邑制城市阶段和工商市镇阶段可以说是一个空白。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大都市，是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城市，但上海只有700多年历史，元代设县才开始有了城市，所以上海不具备邑制城市阶段。

武汉的邑制城市阶段是盘龙城。盘龙城有3500年的历史，是商代在长江流域建立的一个统治中心。盘龙城被发现以前，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的《中国通史》认为商代的统治区域仅限于黄河流域，统治触角没有延伸到长江流域。盘龙城的发现改变了历史，说明商代在长江流域其实是建立了统治的，盘龙城就是商代在长江流域建立的一个邦国，盘龙城就是典型的邑制城市。邑制城市和古希腊的城邦有相似之处，是一种城市国家的历史形态，一个城就是一个诸侯国，甚至是一个小的国家。邑制城市和郡县城市有所不同，郡县城市是以点统治面，比如汉阳是汉阳府的首府所在地，汉阳府除管辖汉阳外，后来又管理黄陂、孝感、沔阳等地。邑制城市仅管理城市本身的范围，也就是只管理一个点。城市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小的诸侯国，就是一个王、一个侯统治的一个小范围。

像盘龙城这样的中国邑制城市，和希腊的城邦有很多不同。第一，希腊的城邦是工商业城市，主要功能是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中国的邑制城市是农业性城市，城内居民从事农业，城市功能主要是发展农业，这种农业城市一直延续到汉代，甚至是唐代。很多汉代的城市，城市化水平很高，但居住在城市里面的基本上是农民，还有一部分官员。第二，希腊的城邦实行城市自治，所以说希腊的文明是欧洲现代文明的萌芽和滥觞；中国的邑制城市不具备民主制和自治特点，基本上是由皇帝、王侯实行专制统治。

后来的郡县城市，始于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在秦始皇之前有的国家就已经实行郡县制了，只是在秦朝才开始在全国统一推行，从此郡县制就成为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常态。过去有一种说法，只要立郡县，就要建城市。实际上也不尽然，有的地方设县不见得就要建城，有的地方有县无城，但绝大部分郡都要建城，用城墙把城市围起来。直到清朝晚期，2000多年来，郡县制一直是中国地方治理、政治制度的常态。在这个时期，武汉是中国较早被纳入秦汉统治版图，在此设郡县、建城市的地方，如新洲的邾县、黄陂的西陵县、江夏的沙羡县等。从此以后，一直绵延不绝，而且武汉长期作为地方政治中心，例如武昌从夏口开始，一直到郢州、鄂州，再到江夏，然后到明朝以后的武昌，一直都是地方的政治中心，汉阳也一直都是地方的政治中心。元朝以后，武昌是湖北甚至两湖、南方地区的区域政治中心。

工商市镇是在宋代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慢慢形成的一些小的城镇。明清以后特别是明朝中叶到清朝乾隆年间，江南地区工商市镇大发展。如宋代的苏州府只有不到10个市镇，但是到清朝乾隆年间，就有了120多个镇（此时全国有1300多个镇）。这种工商市镇和传统的郡县城市相比，应称之为体制外非法定城市，不是经过政府规划、确认、管理的城市，是民间自发的，因为商业的发展慢慢形成的市镇。一般这种市镇有市无城，没有城墙。江南的市镇，为了管理，修建栅栏把地方围起来。江南的有些市镇升格为县城时，也修建城墙。美国学者施坚雅指出，市镇有不同的形态，顶尖的形态为市场辐射面广，城市人口和空间达到一定规模。江南的市镇一般都比较小，辐射面也比较窄，人们可能就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县、一个镇的周围进行商业活动。

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汉口，我认为已经达到施坚雅所提出的市镇的顶级形态。因为其商业辐射面不局限于汉口周围，不局限于汉阳、武昌，甚至湖北政治势力的范围，已经到了九省通衢，包括两湖地区，以及西南、西北地区，后来还到了江浙、江西等地，可以说汉口已成为区域甚至全国性的商业中心。汉口的人口规模鼎盛时期达到七八十万，空间范围也绝不像江南的一个小镇。明清时期汉口是中国的一个大市镇，从商业的角度，苏州和汉口的地位并不相同，苏州是苏州府的市镇，和体制外非法定城市性质相同，汉口既不是县也不是府，不是行政中心所在地，只是汉阳府的派出机构，不具备行政功能，是一个纯粹的工商业城市，这是汉口和苏州很大的不同之处。

汉口具备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欧洲中世纪以后比较纯粹的现代城市形态，而且是明清时期唯一一个具有比较纯粹的城市形态的城市。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观点，第一，城市功能是纯粹的经济性的，不是商业就是工业；第二，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工商业者；第三，城市实现自治，由市民自己管理城市、治理城市。当然，马克思·韦伯还有其他几条标准，我简单地归纳成三点，而汉口符合这些标准。首先，汉口的功能是纯粹的商业功能。其次，汉口的居民主体是商人、工商业者，也有一些官员，但主要住在汉阳、武昌。一直到清末民初，《汉口小志》记载工商业者占50%到60%以上，有19万多人是纯粹的商业人员，政治性的人物大概就2000人—3000人，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码头工人等等，但工商业者是城市的主体。第三，城市实际上由商人自身管理，汉口有大量的会馆、同业组织。明清时期官方的巡检司主要管房屋和税收，但城市防火、街道经济活动主要由地方商会组织、同业组织管理。汉口的慈善机构善堂和会馆很多，如山陕西会馆、新安书院，晋商和徽商致力于医学、教育活动，甚至修路、修桥。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汉口是比较典型的现代城市。

美国城市史学家罗威廉对汉口的评价很高，认为汉口从经济层面来讲已经具有现代理性经济的意味（理性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汉口商业规则、契约经济比较成熟。《汉口小志》记载的商业交易规则非常详细，很规范。罗威廉还指出汉口存在一个所谓的公共领域，公民社会比较成熟。他用汉口的历史反驳了西方城市史学家认为中国是一个纯粹的专制社会，不具备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很不成熟甚至没有的观点。而且，汉口的文化、习俗，相对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有很多反叛因素，对此罗威廉用了一个词 “汉口特性”。“汉口特性”就是世俗化，赤裸裸地追求利润，具有极端的个人主义色彩、功利主义色彩。汉口是典型的具有现代城市形态的工商市镇，而且达到中国明清时期商业市镇的顶级形态。罗威廉甚至认为，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导致的汉口开埠，汉口经过发展，也能成为现代城市。就如同毛泽东主席讲的一句话：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能够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到了近代，上海、汉口等现代都会慢慢崛起。现代都会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城市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这是传统的城市所不具备的。传统的城市，城市治理和国家、地方的行政治理合一，如汉阳府的知府，如果有汉阳市的话他就是汉阳市市长；开封府尹，如果有开封市的话他就是开封市市长。中国传统的城市不是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说法，它不是独立的法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和《特别市组织法》，开始成立市，如武汉市、汉口市、上海市、广州市、北平市、南京市等，市长成为城市的主要行政官员，这和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实际上也是武昌市市长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城市的功能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过去的城市主要有政治功能和军事功能，建立一个县，设立一个城，就是县城、府城而已，官员住在城里主要是对地方进行管理。这个地方有没有经济，有没有商业、有没有工业，无所谓，即使有商业、工业，也是为这个城市里的官员服务，不具备辐射性，不具备现代城市的功能。而现代城市，政治功能反而退为其次，商业性、工业性、文化性等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而且还出现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经济性的工商业城市影响力超越政治性的中心城市。例如，近代上海的功能、影响力远远超过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以及北平。外国人知道上海，但不一定知道南京、北平。汉口也是这样，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只知道汉口，而不知道武昌，更不知道武汉。因为汉口的商业功能强，其商业辐射到全球的很多地方，所以影响很大。这说明城市的经济影响力、文化影响力，远远超过政治、军事影响力。

武汉完整经历四个城市发展阶段，具有四种城市形态，在中国城市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绝无仅有的，武汉人应该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武汉城市史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史的缩影。

明清以来武汉经历了多次发展高峰，我认为至少有四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明清时期，汉口成为全国闻名的四大名镇之一。第二次高峰是晚清时期，从汉口开埠到张之洞湖北新政，汉口成为享誉中外的 “东方芝加哥”。第三次高峰是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武汉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建设一系列 “武”字头项目，武汉成为华中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工业中心、工业重镇。第四次发展高峰就是现在，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武汉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武汉将很快成为新一线城市。

武汉为什么会有这些发展高峰，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崛起的原因何在？探讨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背后隐藏的历史原因，对于当今城市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在复兴、崛起的时候也会有发展的低潮，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汉有所谓的 “塌陷”。实际上，武汉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有过塌陷，崛起和塌陷都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我从地方志里受到一些启发。乾隆年间的《汉阳府志》，使我找到了武汉城市百年兴衰的奥秘。书中记载：“汉口一镇耳，而九州之货备至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使然耳。武汉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贸迁有无者，皆于此相对代焉。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河徙而渐移于汉阳之汉口，至本朝而尽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火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汉口只是一个小镇，但整个中国的商品都能在这里找到，是因为这里有其地理优势。明朝末年的汉口不是现在的汉口，而在龟山之北，清朝康熙以后，其中心转移到现在汉口的所在地。汉口不是都会，不是郡县，商业却这么繁华，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以其所处之地势使然矣。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 “势”。

“势”是一个历史哲学的概念。司马迁在作《史记》时曾提出“因势利导”，王夫之的著作里专门强调 “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刘知几在作《史通》时总结历史发展规律说：“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宋儒苏洵曾说： “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机。” “势”很玄妙，深不可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都是讲的 “势”。把 “势”通俗化，我认为明清以来武汉崛起的 “势”有三个方面，即时势、地势、趋势：第一，时势，指的是城市发展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包括社会制度、经济格局、政治形势，以及国家的经济政策等；第二，地势，地理交通优势；第三，城市功能演化的趋势。

时势对于武汉城市的4次崛起起了什么作用？武汉的每一次发展高峰都与历史发展的大势密切相连。明清时期，武汉能够崛起，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虽然统治者固守传统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模式，比如重农抑商，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在农业经历高度发展的情况下，经济重心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长江流域。与此同时，南方的工商业高度发展，兴起大批的工商市镇。国家高度依赖长江流域，如漕粮的供应从唐代开始至宋代以后，主要依靠江浙、两湖及成都平原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城市的发展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格局影响很大。所以，此时在南方长江流域的一些主要城市，如成都、重庆、武昌、汉阳、汉口、苏州、南京、杭州等，形成了重要经济带。

按照 “天下四聚”的说法，武汉成为苏州上游唯一经济中心城市。苏州有南京、芜湖分其势，苏州上游只有汉口，呈现鹤立鸡群、一城独大的态势。这个时期国家比较重视汉口的商业地位，汉口本地有 “八大行”，小商品市场高度发达，商业辐射到西南、西北地区，过去曾经认为它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市场，但是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时代，还是传统经济时代，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倾斜，城市要得到发展，非常困难。明朝的汉口至少在商业的层面已经受到国家的重视，正德元年（1506年）成为漕粮交兑口岸，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成为淮盐的转运口岸。粮食和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两者在汉口进行交兑、转运，使得汉口的商业地位得到很大提升。汉口之所以能够成为 “天下四聚”“天下四大镇”之一，与国家政策的支持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如果没有明清时期经济中心南移，没有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化的高度发展，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汉口的崛起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次大势。

晚清时期汉口的崛起和天下大势有什么关系呢？第一，开放成为这个时期一个重要发展旋律。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在中国沿海开辟5个通商口岸，企图全面打开中国内地市场。这里有个笑话，通商口岸开辟后，英国的钢琴商认为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八千万左右个家庭，如果每个家庭购买一台钢琴，其销售量就非常可观。其实是错估了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也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后来英国人发现，仅开放5个通商口岸很不够，如果要打开中国内地市场，必须开放汉口，因为汉口传统的商业网络，可以深入到内地各个角落。而且英国人认为开放汉口以后，要建立一种沪汉联动的商业发展模式，才能使海外的商品进入内地市场，内地的农产品在汉口集聚后再运到上海进行出口，从而真正实现英国人的商业目的。

研究表明，英国人并不是非要诉诸武力不可，如果早在乾隆时期，中国就开放市场，签订贸易协定，那么后面的鸦片战争有可能会避免。正是因为统治者故步自封，持一种保守的，所谓万国来朝、天朝上国的传统思维，后来导致外国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汉口、九江、镇江3个沿江城市被迫开放，内陆市场大门洞开。汉口开埠以后，确实如英国人所愿，打开了中国内地市场。

第二，历史发展开始进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从传统乡村社会向近代城市社会转型的重要时间段。武汉特别是汉口，在这个历史节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历史也给予了汉口发展机会。所谓转型，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是整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此时，张之洞到武汉修铁路、办工厂、兴学校、搞市政。张之洞在武汉印证了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老话，武汉又一次崛起。

第三是国家政策。张之洞以督修卢汉铁路的名义来到武汉，打造交通中心；办工厂，打造工业中心；办新式教育，打造文化中心。由于武汉地理位置重要，慈禧太后有意扶持张之洞，在武汉建一个能够与湘淮集团抗衡的中心。朝廷给予张之洞大量特殊政策，以促进 “湖北新政”的展开。所以，武汉有了近代的崛起，不仅成为“东方芝加哥”，也成为 “中国的曼彻斯特”，即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近代武汉的工业，无论是工厂的数量、产值、规模，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第一，上海都比不上武汉。据我统计当时武汉钢铁工业的产值、工厂的数量等远在上海之上。所以说武汉是 “中国的曼彻斯特”、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摇篮不过分。直到民国初年，武汉才慢慢落后于上海。

20世纪50年代的天下大势是什么呢？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实行的是 “一边倒”外交政策。第二，国家的城市政策是变消费城市为工业城市。这实际上改变了城市的功能结构，把过去的商业性城市、消费性城市，变成工业中心城市。在这种形势下，国家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当时国家重点建设由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其中就有7项在武汉，这些被称作 “武字头”的大型国营企业，再加上一些纺织企业，奠定了武汉的工业基础，建立了武汉的工业体系，武汉成为华中地区的工业重镇，也是中国的重要工业中心。直到1984年，武汉的工业总产值仍居全国第四位。武汉在中国的第一波工业浪潮中可以说是 “敢为人先”“勇立潮头”。正是因为有国家政策支持，武汉才能够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武汉的工业企业有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等，在全国都是很有名气的。

改革开放以后，武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为什么有所谓的 “塌陷”呢？原因有很多，从天下的形势来讲，国家的改革发展重心转向东南沿海，是沿海发展战略，不是内地发展战略。虽然改革开放初期，武汉成为首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曾辉煌过一段时间，汉正街、城市综合体制改革在全国领先，但是90年代长期与国家重点扶持政策无缘，失去了许多经济发展机会。比如上海、深圳都有证券交易市场，武汉也想争取就是争取不到，因为这个时候国家的重点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不是在中西部地区，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武汉的发展受到了限制。21世纪，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展得比较好，国家注意到各区域需要平衡发展，所以开始发展中西部，武汉又受到重视，城市的发展被列入国家战略，如科技创新试点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圈、中部崛起的支点、国家中心城市。在国家区域发展、协调发展、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武汉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也抓住后工业发展的机遇，通过项目兴市、科教兴市等战略又崛起了。武汉曾经位居全国城市第十六位甚至是十九位，慢慢回归到第八位、第九位，有时也居于第六位、第七位。

“地势”，即地理交通优势。明清时期，武汉作为九省通衢、两江交汇之地，因水而兴、江海联通。武汉的第二次崛起，除了传统的地理优势，又具备了铁路、航运等现代交通条件，两种 “地势”叠加，发展如虎添翼。汉口辉煌时代，其发展局限于汉江流域，从龙王庙、集家嘴往上走，往下面走走不动，为什么呢？因为在木船运输时代，船只经不起大风大浪。近代大轮船出现，租界开埠，西方的大轮船都是在龙王庙以下，直到谌家矶。此时的武汉，在汉口集聚内地的农产品，通过轮船转运到上海进行出口，国外的商品到汉口集聚之后再输送到内陆城市。这种地位决定了武汉在近代的崛起。汉口虽然身处内陆，但是直通外埠，充分享受现代交通发展的优势。所以说现代交通方式加上传统地理优势，大大延伸武汉的商业辐射面和触角，使武汉成为经济内部循环的商业中心和外部循环的国际性城市。20世纪50年代，“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毛主席评价其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建立“十字架”的交通格局，意味着从此成为长江水运（东西）和铁路运输（南北）的枢纽。

历史常常令人难以琢磨，其兴衰、存亡往往在不经意之间。20世纪初期武汉还在地理和交通格局中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船运技术的改进和铁路的修筑，在强化武汉优势的同时，也埋下日后衰落的种子。卢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修通以后，确实对巩固武汉的交通优势有很大作用。因为过去武汉主要是通过汉江、长江的水运来进行商业辐射。京汉铁路开通以后，武汉的商业市场深入到华北广大地区。此时，中国对外开放口岸，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在上海；广东没有铁路，还有岭南山脉的阻隔，其开放很有限。京汉铁路开通后，商品通过铁路运到武汉，武汉通过长江将商品运到上海进行出口，武汉成为商品内外交流的枢纽城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川汉、粤汉、陇海3条铁路相继修筑并开通。1936年粤汉铁路开通，最初只修武昌—株洲段，后来才将株洲—韶关—广州段修通，整条粤汉铁路才通车；陇海铁路是从连云港到甘肃，还有川汉铁路是从四川到武汉。这几条铁路在修的时候，各界认为其有利于巩固和强化武汉的交通枢纽地位，武汉的商业辐射面会变得更广，从西南、西北延伸至华北等。但事实恰恰相反，这几条铁路开通后，武汉的商业地位不但没有强化反而被削弱。之前湖南、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主要通过湘江、洞庭湖、长江到汉口的路线进行商业流通。粤汉铁路通车后，货物在长沙、株洲集散，通过广州出口，汉口到上海的通道因为太慢而被舍弃。陇海铁路建成后，原来受汉口市场辐射的陕西、甘肃等省份开始脱离与武汉市场的紧密联系而直接同沿海城市进行贸易往来，郑州由于京汉路和陇海路在此交叉而成为交通枢纽。当时在郑州举办商品博览会，会上汉口的商品交易量、商品展位等都显示出其商业地位的下降。商界认为汉口商业不景气，学界写文章探讨汉口商业地位沦落后该怎么办，甚至有人呼吁国民政府在汉口建立自由市，相当于现在的自由港、自贸区，以此挽救汉口的商业地位，重振商业中心的雄风。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地理交通优势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反其优势的丧失也导致地区经济的迅速衰落，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天下四大镇之一的朱仙镇非常繁荣，贾鲁河被沙填埋淤塞，舟楫不通，加之京汉铁路、陇海铁路先后通车，交通路线大转移，朱仙镇水运优势不再，而后商业急剧萎缩，商人四散。武汉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其既是 “中”点又是 “终”点的地理交通地位。由于交通格局的改变，特别是高速公路、航空等发展后，武汉的“中”点地位受到很大挑战。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长江航运的振兴，武汉开始了新一轮崛起步伐，同样和所谓 “地势”有关。

如果说时势、地势是外因的话，那么城市功能演化的趋势就是内因。明清时期汉口能一城独大、鹤立鸡群，与其城市功能有关系。当时的中国城市绝大部分是政治城市、军事城市，而汉口是纯粹的商业性城市，它的功能是纯粹的经济功能。国家虽然重农抑商，但商业是国计民生不可或缺的，所以汉口城市发展的机会非常大。这种城市功能，加上汉口发达的商业、较为成熟的商业组织、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武汉人的市场意识和商业头脑等，汉口发展成为“天下四聚”之首，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在武汉的第二次崛起过程中，如果说传统的城市功能比较单一，如纯粹政治型城市、军事型城市、商业型城市，那么近代以后慢慢演化成复合型功能城市，单一功能的城市基本上很少了。

武汉开埠以后，特别是张之洞 “湖北新政”之后，武汉既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之前湖北地区的文化很不发达，在全国的文化地位湮没无闻。据统计，湖北进士、举人、状元的数量，在全国大概排第八、九位，有时甚至是第十、十一位。江浙地区文化比较发达，随后就是直隶地区，湖北长期落后于江西、湖南。湖北地区的状元屈指可数，清代状元印象中只有两个，有影响的学者也很少，所以湖北的文化在全国影响很小。张之洞大兴教育，特别是办了新式教育以后，两湖地区成为文化中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李四光、董必武、黄兴、宋教仁等等。经济方面，武汉有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湖北枪炮厂，一直到抗战时期都还在发挥作用。商业方面，武汉有42年时间在全国处于第二位，仅次于上海。这种复合型城市功能很好地契合了社会转型的步伐，城市功能与时俱进，才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武汉第三次崛起，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正是因为这些 “武字头”企业，武汉才能在国家工业化早期有所作为，成为一个工业重镇，武汉的城市功能跟上了现代工业化发展的步伐。但这个时期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武汉关闭关之后，武汉从开放城市成为内陆封闭城市；二是 “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大量的民间商业被取消，仅留下了国营商业。其实武汉的传统商业功能对于城市发展非常重要。

改革开放以后，李崇淮教授提出武汉 “两通起飞”的战略构想。“两通”战略在推动武汉城市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只注意到了武汉经济活力不够的问题。这一战略强调城市的流通功能，但忽视了现代制造业功能在武汉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如果从城市功能的内在演化趋势看武汉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 “塌陷”，城市工业化进程放缓，现代制造业萎缩，“喝的是珠江水，卖的是上海货”，武汉单一的商业功能使城市发展缺乏动力和后劲。武汉没有在工业化、制造业上有所作为，对城市功能认识有所偏颇，城市发展战略比较片面。

最近20年，武汉又在快速崛起。从2002年开始，武汉开始提出“工业强市”“科教兴市”“项目兴市”“中部崛起”“复兴大武汉”等新的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着力于科技创新。同时强调武汉的 “两通”优势，发展现代服务业。武汉城市功能与时俱进，与时代发展相契合。只有把城市功能调整到最佳状态，武汉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时势、地势、城市功能演化的趋势这3种 “势”结合在一起，武汉必然发展、必然崛起，“大武汉复兴”指日可待。

美国著名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武汉历史文化悠久，城市系统复杂，我们要深刻认识其所具备的潜在特性，了解城市的本质，探索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上是我的个人之见，希望能对大家思考城市的发展、为当前复兴大武汉提供一点历史经验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