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武汉热线网(nbdnews.cn)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军事力量的对比，战事一开始便局势日益吃紧。11月12日，上海失守。12月13日，南京陷落。华北、华中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批机关、学校及社会团体纷纷内迁。为了保护民族工业，为抗战的转折积累财力和物力，长江沿线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撤退运输。先是由上海、南京一线集中迁到武汉，而后又由武汉迁往宜昌、重庆及湖南、贵州、广西及陕西等大后方。在这场大运输中，长江水路是通向大后方的主要运输通道。
早在上海陷落之前，上海和武汉便分别拉开了内迁和接运工厂的序幕。迄至1938年1月，武汉港共接运工厂146家，机件设备1.46万吨。无锡、苏州等地的工厂亦辗转集中到武汉附近，再陆续由武汉撤往四川、鄂西及湘西等地。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机关人员、公物皆先运至武汉，再转运至宜昌赴重庆。
抗战爆发时，交通部次长卢作孚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草拟的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活动时，便考虑到使民生公司的一切工作都要迅速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他发电给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在这一精神的大旗下，民生公司调派全部船舶，冒着敌机轰炸，英勇地投入了紧张而又艰苦的抗战运输。虽然民生公司大量的运输工作在宜昌段以上，但有关武汉的运输仍然可圈可点。
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日军溯江西上，准备围攻武汉。此时，武汉集中的准备内迁的工厂有256家，占全国内迁工厂的55%，这些工厂中的大部分都是要经过水路运往宜昌，接转四川的。2日，国民政府交通部责成卢作孚召集招商局、民生轮船公司、三北公司、强华等公司在宜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利用各轮船公司协同运输，争取赶在日军占领武汉前夕，将武汉的人员、物资全部运入后方。
就在英法等外轮提出战争期间，运输危险，要提高运价之时，卢作孚及时提出了“为抗战服务，军运第一”的经营方针，毅然采取大幅度降低运价的措施，指挥抗战后撤运输。他奔波于武汉和宜昌，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等措施，在日机狂轰滥炸的日子里，冒着极大的危险，航行在长江之上，谱写着一曲抗日之歌。
一、在军队运输方面
1937年9月，民生公司将刘湘率领的川军4个师、两个独立旅从重庆和万县途经武汉运往抗日前线，参加南京保卫战，中将师长饶国华就是在这次率部奔赴南京并以身殉国的。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并通告中外，迁都重庆。成千上万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涌至武汉、宜昌，要奔赴重庆。国民政府开始准备武汉保卫战。从1938年5月开始，民生公司又投入到保卫大武汉的运输战斗中，派出民权、民风、民贵、民元、民主号等数十艘船只，从重庆、涪陵、万县分3路，抢运奉命出川的川军第二十九、三十集团军，从5月30日至6月22日，共运送出川官兵79674名，这批川军活跃在武汉外围，为武汉保卫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抗战八年，川军共有6个集团军零一个师出川抗战，其中大部都是由民生公司冒着炮火送到前线去的。
除了运送军队出川，民生公司也运送伤兵入川。徐州会战开始后，伤兵便陆续从武汉退往重庆。与此同时，日军又在准备攻打武汉。武汉外围，中日双方大军云集，战事迅速开展并异常激烈，前线退下来的伤兵大都聚集武汉。1938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民生公司，要求他们在短时间内，把汉宜公路及长江沿岸作战的伤兵运到宜昌，尔后再送往重庆。因此，在抢运出川部队、物资的同时，公司又调集民联、民主、民康、民俗、民贵等七八艘船只集中抢运伤员。仅1938年，便将前线退下的伤兵1万余人运往四川，其中大部分为武汉保卫战中的伤兵。
二、在军事器材和人员运送方面
1937年冬，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成为抗战中心。12月15日，民生公司和国民政府兵工署签署了抢运汉口军工器材的合同。民生公司派出民本号等6艘轮船，担任武汉至宜昌段的抢运工作。1938年1月1日，卢作孚在汉口民生公司分公司召开会议，公司各处室的经理以及民本、民宪、民太、民来、民贵等参与抢运的轮船的经理、船长均参加会议。会议对参加抢运的船舶和岸上的联络、装载数量及装卸工人如何加速装卸等问题，均做出具体规定，此时，正值长江枯水期，公司抽调出全部适于枯水期运行的轮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由武汉运至宜昌的物资达到1.29万吨。
同时，为了便于指挥民生公司抢运撤退物资和人员，卢作孚抽调一批人员在汉口民生分公司内，并建立了临时总经理室。在这个过程中，民生公司和招商局共同承担了国民政府中央党政军公务人员从南京到武汉，后又由宜昌到重庆的运输工作。
这时的民生公司，忠实地执行卢作孚的“全体船员动员起来，表现服务精神”的宗旨，为了加强对旅客的服务，卢作孚又在汉口民生公司分公司召开特别会议，民本、民风、民宪等10余条船的船长也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对抢运公物和器材物资进行研究，并就抢运撤退人员时如何作好服务工作进行具体研究。撤退期间，恒顺机器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武汉大学等工厂和学校都是由民生公司运至四川的。公司曾经一次把汉口6000名纱厂女工及一批团体旅客顺利送达重庆。
三、竭尽全力送运难民和难童
战争爆发后，数万儿童失去了父母，逃亡到武汉和宜昌。为了抢救儿童，中华慈幼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组织，都在努力帮助儿童撤退入川。而这批儿童大多是由民生公司免费运送到四川的。同时民生公司也运送了大量难民进入四川的万县、重庆。
四、抢送粮食和食盐出川
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沦陷，战区被日军封锁，整个战争期间，粮食和食盐严重缺乏，只有靠四川供应。1938年2月，战区司令陈诚就函告卢作孚，令他在运送军队之时运送军粮：“部队推进，军粮需用至急，为负前方补给中断，……希饬下行船货应尽可能载运军米，以裕军食。”因此，民生公司在运送部队出川时，舱底也装运大批粮盐供应战区军民。战时的“川盐济楚”，几乎全部来自民生公司的运输。在民生公司的货运量中，粮、盐占第一位。8年中，共运出军粮11.6万多吨。
在这个过程中，民生公司抢运出川部队270多万人，弹药武器30余万吨，其他各类人员150余万人；而运入川的各类物资中，仅兵工器材便达到16.28万吨，航空油弹器材3.35万吨，并为此付出了117名船员的生命和16艘船舶。民生公司为支援抗战和大后方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9年2月7日便传令嘉奖民楷、民主、民享、民意、民太、民宪等共30艘船只。1940年10月20日，交通部转军委会令，对民生公司勇于宜昌抢运，特予嘉奖。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各大媒体对民生公司的抢运都进行过报道，国民政府也于1941年和1943年多次进行嘉奖。1947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又对民生公司在抗战运输中的有功人员，正式给予褒奖。国民政府主席授予卢作孚胜利勋章，授予童少生等人一等三级勋章。
这次大撤退中的大抢运，其意义不仅在于完成国民政府的内迁任务，而且为大后方工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抢运的艰巨程度和取得的成绩，中外瞩目，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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