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仁德医院迎接武汉解放地下活动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必武同志安排刘仲衡、李书城、兰汉凌和张百熙等到武汉活动。1947年下半年，陈修元的老师刘仲衡由成都回汉后，在汉口清芬路开设“仁德堂”中药店的武汉著名中医儿科三杰之一的陈远超医师，同刘仲衡谈到其长子陈修元在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后准备回到汉口开设医院之事，刘仲衡极表赞同。自此以后，陈远超医师常来汉口昌年里12号刘仲衡家共商筹划医院事宜。1946年重庆和谈时，董老就向兰汉凌作了回武汉的布置。嗣后，李书城（原为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元帅下的参谋总长）、兰汉凌（原国民党军委会参事）、张百熙（当时省建厅秘书、共产党员）等来汉口昌年里12号刘仲衡家晤见时，谈及他们同董必武等人联系情况及陈修元开办医院事宜，大家表示赞同，愿极力帮助医院开办成功，并在这里建立共产党地下活动据点。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一是陈修元作为上海同德医学院学生自治会的主席，积极参加过党领导下的各种政治斗争，政治上可靠。其父亲陈远超是中医儿科专家，开有仁德堂中药房，在汉口有一定的地位和声誉。运用这些关系，在汉口可以开展一些工作。二是武汉是华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水陆交通枢纽，离大别山根据地很近，党需要在武汉建立一个以医院为掩护的交通联络站。三是当时武汉地区党组织也需要补充医务界的地下党力量。四是因为陈远超医师与其父陈子钧老先生在大革命时期就接受董老委托，活动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下驻武汉师长刘佐龙起义。五是当年汉口第八小学校长张卓群、主任刘醒吾（刘仲衡的哥哥）、教员张百熙、丁觉群是共产党员和原“人社”（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均为董必武的学生，是吴德峰的同学。以前在武汉进行过革命活动，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现在又集合起来，在董必武的领导下，进行迎接武汉解放的活动。

1948年6月开始筹办仁德医院时，李书城、李伯刚等人到石家庄向董老汇报工作时顺便汇报了仁德医院的情况。董老听后指示：可作靠得住的活动的据点。根据董老的指示，他们的任务是：确保武汉空军基地完整；做好各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的统战团结的政治宣传工作，要他们不转移、不搬迁；做好交通电信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等。

为了将董老的指示及时转达出去，李书城向刘仲衡作了转告。当时陈远超开有“仁德堂”中药店，故医院定名为“汉口仁德医院”，觅定了汉口友谊街18号大楼房一栋为院址。这是一栋三开间三层楼房，楼房底层作为候诊室、挂号室、诊断室、化验室、药房等。二楼设病床30张。三楼为陈修元本人住家。后面五开间二层楼的小楼上，又修建了一间手术室，可做腹部手术。还有一台小X光机，可供透视检查。其他房间作为工作人员寝室和医院附属用房。全院18个医护人员，陈修元院长兼外、妇科医师。陈远超恐医院被军队驻扎，就由刘仲衡和兰汉凌托请冯凝（国民党政府武汉行辕办公厅主任二处处长）向华中“剿总”弄到总司令白崇禧签署的“慈善机关禁止驻兵”的告示作为掩护，陈远超曾通过兰汉凌请李宗仁、孙科、程潜等人题写如“济人济世”“仁心仁术”“妙手回春”之语。陈修元把这些题词做成匾额挂在仁德医院候诊室中。这些是医院最好的护符。1948年夏，陈修元由上海回到武汉，与他在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的同学王希梦和吴涤苍（均为地下党员）都来汉口协助筹办仁德医院。陈远超聘刘仲衡为医院秘书。后来，为了充实医院地下党的力量，上海党组织又派陈修元的同学、共产党员孙麦龄、林佳楣两医师由上海来汉口仁德医院协助领导斗争。

1948年“汉口仁德医院”正式开业后，刘仲衡、陈远超医师和陈修元院长等在汉口查家墩香山寺举行聚餐，请有李书城、兰汉凌、张百熙、张卓群等参加，表面上系酬谢对仁德医院的关怀和支持的好友，实际上是磋商如何进行迎接武汉解放的活动。那时，白崇禧是武汉主要人物，左右全局，李书城先生等相机向他进行活动。并确定武汉行辕、汉口市政府、汉口市参议会、汉口市警察局的军政界头面人物，以及工商界著名人士均为进行地下活动的主要对象。大家利用关系，积极活动，随时交换情况。武昌方面由李书城、耿伯钊、张百熙、胡觉生、周育冰、邹鲁等参加活动，汉口方面有张卓群、刘醒吾、丁觉群、刘政平、陈修元、彭德诚和刘仲衡参与工作。兰汉凌同志在武昌与耿伯钊同住一屋，他俩经常来往与汉口、武昌两地并常在冯凝家中（汉家村15号）探听消息。这个班子都是“老武汉”，情况熟悉，人际关系多，呼应灵活，在董必武等同志的领导下，地下工作进行顺利。

在迎接武汉解放的地下活动中，李书城先生通过自己的学生李品仙（桂系中的核心人物、白崇禧的红人，时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主任），经常注视白崇禧的动向，相机向白崇禧进行活动，因而李品仙成了李书城先生联络白崇禧的媒介。白崇禧要求李书城先生去解放区一趟，由李伯刚沿途照料。李书城先生德高望重，千里跋涉，风雪严寒，以益国利民为重，不计个人安危，历时月余，返回汉口，向白崇禧转告北行情况，不料白崇禧避而不见，反复无常，前后判若两人。刘仲衡和陈修元等在香山寺，摆素席为李书城先生和李伯刚同志洗尘。李书城先生畅谈解放区见闻，极为生动。在解放区期间，董老和吴德峰接见了李书城先生并请其转告湖北的教育界、医药界著名人士千万不要撤离武汉。要李书城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加紧“反破坏、反迁移、反迫害、反饥饿”的宣传。李书城返汉后，介绍所看到的解放区的新气象，使听到他演讲的人无不神驰向往。尔后，刘仲衡劝周焕章、涂允成先生不要离开武汉，李书城先生劝朱裕避、杨光弟、卢镜澄不要离开武汉。所以那时流传有“三生有幸”之说。所谓“三生有幸”，就是共产党对于教书先生、读书学生、看病医生一律优待。这样解决了不少知识分子害怕共产党的疑虑，使不少原来想转移的人留了下来。如卢镜澄、杨光弟等医务界专家教授通过李书城的宣传留了下来。又如周焕章、涂允成通过仁德医院秘书刘仲衡的宣传留了下来。李书城先生应各方请求，在武昌湖北省参议会，武汉大学等处作公开演讲，影响极大，效果良好。汉口十大私人医院相继举行聚餐会，联络感情，交换见闻，由仁德医院主持召集。每月聚餐一次，轮流坐庄。每周在仁德医院举行业务会一次，大家一致表示，不离开武汉，决心为武汉解放作贡献。每次聚会都由刘仲衡作记录，聚谈热情生动，有声有色，向往“世外桃源”，共庆“三生有幸”，以满腔热情迎接武汉解放。这样的“聚餐会”到了解放前夕，又成了迎接解放的“迎新会”了。一时“三生有幸”之说传遍了武汉的医务界，起到了宣传党的政策，团结知识分子，进行统战工作的积极作用。

遵照董老指示，仁德医院的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一是把武汉的私立医院组织起来，如共济医院、平民医院、博德医院、高氏医院、大和医院、同福医院、光游医院、仁德医院、孔林医院、联合诊疗所。这在当时战火纷飞之际是一支很可观的卫生技术医疗力量。于是孙麦龄和陈修元及其他几家私立医院的院长讨论筹建了一个私人医院联合会，也是一月聚餐一次，结合聚餐议事。首次由仁德医院主办。到会的有共济医院院长冷良墨、平民医院院长周忠恕、博德医院院长邓睛洲、孔林医院院长孙林怀、高氏医院院长高欣荣、大和医院院长罗仲岳、同福医院院长胡崇道、同福医院院长胡崇道、光游医院院长高光游、联合诊疗所傅炎光等。大家谈笑风生，各抒已见，畅所欲言，议论国事。孙麦龄虽不是院长，但为了开展工作，都是每会必到，乘机宣传党的政策，介绍解放战争形势，指出私立医院的光明前途，打消大家的顾虑，便于更有利的团结战斗。

二是宣传党的政策，防止国民党军队破坏医院。解放战争接近渡江前夕，国民党的破坏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反破坏、保护城市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医务界因孙麦龄和林佳楣同志，除运用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破坏，保护医院外，还根据约法八章的精神，改用各式字体抄写了数十份宣传材料，分别邮寄各院、所等医疗单位。陈修元也收到了一份，他十分兴奋地急忙告诉孙麦龄等有关的同事说：“快解放了。”当时，陈修元也没有认出他的老同学（孙麦龄）的笔迹来。通过地下党的党员在仁德医院半年多时间的工作，逐步地看到了成效。对组织汉口医务界的同仁迎接武汉解放是起了不少作用的。到武汉解放前夕，除了有的人因怕国民党败兵残卒的抢劫而把家属老少送往乡下或外地亲威家里以外，绝大多数的医护人员都照常工作。如仁德医院、博德医院、孔林医院等，从国民党败退到解放军进城，没有关过半天大门，没有停过一小时门诊，假日、晚上都照常出诊接生。解放军进城后，各私人医院都立即投入了支援大军过境的医疗救护工作。仁德医院在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增设了病床，承担了南下工作队和一部分干部的医疗任务。尽管当时正值盛夏，天气很热，国民党逃得太快，我解放军追得很急，病号很多，任务很重，但由于原有的医疗部门没有遭到破坏，绝大多数医务人员照常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支援南下的医疗任务。当时，在仁德医院治疗抢救的干部和南下工作队的队员，没有一个因病死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医疗任务。

三是李书城先生传达董老指示：要刘仲衡和兰汉凌等开展保护国民党军武汉王家墩空军基地及军事设施的活动。经商议由兰汉凌利用侄婿冯凝进行策反活动。由于仁德医院的秘书刘仲衡去做侄儿刘政平的工作成功，因而保护空军基地完整做得很好。刘政平在空军基地呆得最久，各方面极为熟悉，对空军后勤及地面警卫方面相机进行活动。这样武汉王家墩空军基地得以保全完整，所有物资也完全保留下来。武汉解放后，由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完全接管，武汉军管会副主任陶铸同志亲自予以奖励。

武汉解放前夕，国民党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担任武汉守备司令。族人刘济和另一军械处长在汉口黎黄陂路三合里刘志邵家里便餐，接刘仲衡和刘政平陪客。当时听说鲁军于溃退时要在武汉放“起身炮”，进行大肆破坏和掠夺。刘仲衡便与刘政平相机向刘济进行活动，指出国民党日暮途穷，共产党人心向往，务须弃暗投明，尽力保卫桑梓，免遭子孙后代唾骂，遗臭万年。刘济听了心有所动。这时，张卓群、刘醒吾，丁觉群、刘政平、彭德诚等都已出动在火车站、轮船码头、水电厂、电信局等处参加保护活动，了解人民解放军情况。孙麦龄、林佳楣两医师及潘逸云同志等分别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约法八章等宣传精神，用不同字体抄写宣传资料，分别邮寄各医疗单位，张帖于江汉路久大布店门前，中山大道水塔下广告栏，新市场（今民众乐园）门前和六渡桥远东饭店（今武汉温州商城）门前等处。

夏斗寅是李书城先生的旧友，他受李书城先生的启示，已决定不离开武汉，这对其他人的影响也很大。李书城先生又嘱刘仲衡和兰汉凌对夏斗寅经常联系，并对汉口市长晏勋甫及秘书长杨锦昱也要经常保持联系。晏勋甫与兰汉凌系保定军校第一期同学，刘仲衡与杨锦昱系一师同学，李书城先生对杨锦昱夫妇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期间，刘仲衡在重庆时曾将杨锦昱的情况向董老汇报后当即奉指示：“一如既往，尽力争取。”现在夏斗寅不走，也对杨锦昱有影响。那时夏斗寅患糖尿病，刘仲衡和兰汉凌、陈修元又去专程为夏斗寅治病，藉以联系感情。兰汉凌经常到晏勋甫家联系感情。由于晏的顾虑太多，未能获得实质性的成果。1949年5月15日清晨，兰汉凌来刘仲衡家说：白崇禧昨晚溜走，领导上要刘仲衡马上去找晏勋甫，必须立即找杨锦昱联系。于是刘仲衡又邀约周焕章、涂允成两位先生去找了杨锦昱。杨、晏2人此时已决心走投靠人民的道路，夏斗寅也向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登记。1948年为了策应山东济南战役起义，刘仲衡动员自己的妻子沈捷去做老同学谢明义的思想工作，通过谢明义又去做她的丈夫陈精诚（被俘的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的工作，通过陈精诚去劝王耀武起义。为了抢时间，由刘政平找机会和谢明义一起从武汉飞往山东济南。为了迎接解放，搞好交通、电讯的保护，当国民党军队溃退前夕，在鲁道源部队最后撤走，有一个连准备爆炸武昌江边的趸船，破坏过江交通时，由兰汉凌、张伯熙、李书城等人在武昌配合城工队的部分人员进行保护，制止了一场破坏过江交通爆炸事件。为了做好敌人走后真空时社会的治安工作，由李书城、张难先等人去做汉口保安总队队长胡武的思想工作，由他负责做好真空时的社会治安保卫。这些都是遵照董必武的指示进行的。

武汉解放这一天，汉口仁德医院盛况空前，喜气盈门，钱瑛同志欢欣鼓舞地来医院热烈祝贺。武汉解放了，汉口仁德医院迎接武汉解放地下活动的光荣任务业已完成。孙麦龄医师与药房主任潘逸云结婚；林佳楣医师与李先念同志的结婚仪式，在武昌紫阳村李先念同志的住宅内举行。李先念同志喜事新办，简单朴素，移风易俗，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婚后，林佳楣骑自行车回仁德医院上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总之，陈修元等医务工作者和中共地下党员，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在上海和石家庄地下党的指导下，以仁德医院为活动据点，为人民解放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