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与风俗相近，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日本关系亲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朝野一直垂涎觊觎长江流域的物产及权益，因此日本人很早就来到了武汉。1885年12月，日本驻汉口领事馆正式开馆，次年4月由日本浪人荒尾精经营的汉口乐善堂在汉口开张，打着经销书籍、眼药的幌子，开展对华情报搜集工作。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因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日本获得在长江开放口岸投资设厂的特权，加强了对包括武汉在内的长江流域的渗透。因此日本与武汉的政治、经济及人员往来较多，在汉人数逐渐增加。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本侵略军于1938年10月攻陷武汉，在这里实行殖民统治达7年之久，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为止。由于以上原因，产生了很多关于武汉的日文记载。这些日文资料，既是当年日本人在武汉的活动记录，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但由于战争的破坏，日本战败时人为地销毁，加上我们自己曾一度史料保护意识不强，导致这些日文资料大量消失，查找不易，加上许多人并不认识日文，因此近代以来，除了清朝末年湖北留日学生翻译为中文的水野幸吉著《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以外，有关武汉日文资料，或者不被人所知，或者知而无法利用，这不能不说是武汉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件憾事。由武汉市社科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李故静女士翻译的内田佐和吉著《武汉巷史》，不久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此就显得难能可贵。
《武汉巷史》的作者内田佐和吉1918年来到武汉，日本投降后被遣返日本，在武汉生活近三十年，是个地道的武汉通。他的书尽管字里行间充斥为军国主义、日本开拓团以及日本侨民歌功颂德之词，但较为详细地介绍了1885—1944年武汉历史文化、生活娱乐、新闻报刊等方面的情况，再现了武汉当时的生活场景。尤其是其中“武汉报刊史”“汉口烟花巷史”“一元路回忆录”“正金职员失踪事件”“中山路变迁史”等章节，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详细而具体地进行了描述，为我们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例如汉口的西本愿寺，以前我们只知道汉口一元路有个日本的西本愿寺，但对西本愿寺建立的经过、内部管理以及办学活动并不清楚。《武汉巷史》对此则有详细披露：1906—1907年，当时的本愿寺派管长伯爵大谷光瑞㹸下携筹子夫人（皇太后的姐姐）来中国探访名胜古迹。在前往古都陕西西安途中，在汉口做短暂停留，㹸下与当时的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商定，在汉口设立本愿寺布教所。1907年6月，从本愿寺本部派来了开教使井上慈广夫妇和田中哲严等3人。大谷光瑞㹸下购买的土地位于日本租界和兴亚俱乐部沿围墙往怡和村南面的地方，即后来的二曜路小巷里，面积相当大。因为房子还未建起，所以在德国租界华景街租了三间房，开设本愿寺布教所。该所除了每周日布教宣传外，还附带开设了三所学校：教中国人日语的日语学堂、教日本青年英语的英语学堂和教日本学童小学课程的日本小学。井上慈广是东京佛教大学出身，井上艳子是大阪府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田中哲严毕业于龙谷大学。这3人做老师，分昼夜两班授课。正式开课时间是1907年9月1日，当时学生数为：日语学堂华人学生21名、英语学堂日本学生18名、日本小学儿童23名，分五个年级两班授课。本愿寺小学于1908年关闭，原因是汉口日本居留民团成立后开设了汉口明治寻常高等小学，水野总领事与本愿寺商定将那儿的儿童全部转到明治小学。
再如汉口日本神社，直到几年前在网上发现历史照片，我们才知道沦陷时期汉口有这样一个建筑，而对其来龙去脉并不清楚。据《武汉巷史》记载，汉口日本神社的缘起是，根据1922年华盛顿会议要求，日本来华派遣军从汉口撤回，因其驻地修建了侨民运动场，所以有人提议在此建立神社，当时还进行了募捐，但最终没有建成，只有“汉口神社建设预留地”字样的白木桩，竖立在日本公园东侧的水沟边，独自在风中腐烂。当时为何没有付诸实施？除资金因素外，日本人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心，怕神社设置神灵牌位后遭中国人侮辱而发生冲突。因为1927年山东青岛发生了马化龙部下士兵与日本兵为神社发生争斗事件。因此一直拖延到1935年春神殿方告竣工，2月11日，举行“镇座祭”仪式。
一年多前，汉网网友曾围绕一张汉口天一阁的照片，对天一阁的具体位置、存在年代发帖讨论，终因资料缺乏所得有限。现在通过新翻译出版的《武汉巷史》，可知天一阁确实曾经是汉口的一大风景名胜，被写进民国前期汉口导游书中。它处在汉口中山路厚生里内侧，是一座板壁结构的三层八角飞檐建筑，可是到武汉沦陷时期已经变成断壁残垣的陋巷，其中一部分建筑被小学利用，昔日清澈美丽的池塘完全被填埋，没有丝毫当初的影子。天一阁之所以成为汉口风景名胜，是因为那时中山大道尚未修通，附近没有像样的房舍，它以高出周围两层的气势耸立在江边，外面有池塘，里面有东岳行宫，旁边有关帝庙，庙后有繁茂的乔木，还特别备有客厅，池塘边有铁栏杆，是一所极具风味的场所。为何建造这样一座奇特的建筑呢？因为汉口常发祝融之灾，一些笃信阴阳学的慈善家取“天一生水”之意，建造了天一阁，以镇压汉口市内的火灾。
关于日本在汉口创办的江汉中学，随着历史的变迁，早已无影无踪。曾经有人在网上发起寻找江汉中学的历史资料。我依稀记得，只有《武汉文史资料》很多年前刊登过一篇零散回忆，主要是讲作者本人对江汉中学的印象。而对于江汉中学创办的过程，管理人员以及招生情况，外人难以知其底细。内田佐和吉从民国前期至日本战败投降，其间一直生活在武汉，对本邦人在武汉的活动自然熟悉。打开《武汉巷史》，我们可以看到对江汉中学的下述记载：江汉中学1921年动工，1922年开学。1922年3月，曾任湖北省主席的何佩镕任顾问，以东亚同文书院为校名，4月9日正式开课。1926年6月中华民国颁布教育改革令，学校改为董事会制，更名为江汉高级中学，学制为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1931年夏遭遇大洪水，学校临时停课，由于修理校舍，一直停课到1932年8月方开始招生，9月1日开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三名日本教员撤走，后董事会改选，何佩熔任董事长直到1938年6月。同年10月26日，日军侵入汉口，校舍改作军用，1941年5月归还校舍和土地，10月1日开课。在江汉中学创办之初，这一带十分荒凉，只有一个古德寺孤零零地立在稻田中间，而且是很小的平房。江汉中学建成，只不过像在稻田中央又出现了一个孤岛而已。
以上枚举了《武汉巷史》在提供史料、考订史实上的价值，实际上该书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这个方面。该书首先用较大的篇幅介绍武汉三镇的历史沿革，尤其是还将汉口分为“村落时代”与“国际都市”两个阶段，作了进一步记述。按理说，一个日本人介绍武汉的历史沿革，况且又不是专门从事中国历史研究，他在这方面的写作不大可能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在当今对武汉历史文化有了系统深入研究，出版了大量著作论文之后，再回头审视内田佐和吉在68年前的这些记述，难免感到粗疏肤浅。即便如此，这些内容依然具有学术史价值。过去，有的武汉地方史研究者在回顾武汉历史研究的进程时，或者囿于学术见闻，或者为了彰显自己的筚路蓝缕之功，仅将武汉历史研究的萌芽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黎少岑所写《武汉今昔谈》，而将此前学人的研究成果置之不顾。而历史文献表明，至少在民国时期，湖北的学者对武汉历史业已进行了较深的研究。对此，内田佐和吉在《武汉巷史》自序中亦有明确交代：“关于武汉三镇历史沿革之书，中国已有许多。”他的介绍就是根据这些中文书而作的要点。正是因为这样，作者内田佐和吉习而不察，连中文书籍的差错也被他继承下来。例如《武汉巷史》第四章谈到宋代汉阳城市的繁华，引证胡寅《登南纪楼》诗：“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殊不知，两宋之际的诗人胡寅，曾在江陵居住，他的这首诗题咏的是登江陵南纪楼所见江陵城内外的繁华景象，诗中“西望巫峡峰，东望洞庭湖。南望大江横，北望楚王墟”，其描绘的地理区位也只有江陵可以当之（今也有学者认为胡寅所登南纪楼在峡州州治，即今宜昌市），与汉阳渺不相涉。直到现在，仍有学者发生同样张冠李戴的误解。此前我一直不明白这一误解源自哪里，现在方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与60多年前的内田佐和吉一样，竟是受了民国中期以前学者的误导。
对于《武汉巷史》的内容及中文本翻译，本文的介绍只能是挂一漏万，评论也未必精当，但无论如何，一本出自外国人笔下的武汉街巷史，一本由曾经留学国外的美女学者字斟句酌翻译，又经过有“武汉活字典”美誉的地方文献专家徐明庭悉心校订的译作，书前并配有精选的30多幅历史图片，这些也许足以勾起热爱武汉历史文化人们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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