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武汉三镇各个宗教团体在武汉修建了不少教堂。这些教堂中具有特色的是：天主教在汉口上海路的“圣若瑟堂”（1876年），基督教在汉口黄石路的“荣光堂”（1931年），佛教在汉阳的“归元寺”（1658年），道教在武昌的“长春观”（1414年），伊斯兰教在汉口民权路的“清真后寺”（1826年）等。后来在众多的教堂中，却出现一座印度教教堂（亦称印度教礼拜堂），该堂可说是武汉独一无二的印度教教堂，如今武汉人们知晓得并不多。
按理印度是一个佛教为主体的国家，佛教是由释迦牟尼创始的，后来为什么改为“印度教”之国呢？这是因为佛教传到中世纪已逐渐衰落，随之兴起的是婆罗门教。该教是一种多神教，它以佛教的主要教义结合自己的观点，形成婆罗门教（Brahmanism）。该教主要教义概括为“灵魂不灭论”和“轮迴说”。在众神中最崇拜的是主神梵天（即创造神），护持神昆瑟
和破坏神湿婆。
古时印度称婆罗门国。自印度独立后，将婆罗门教改称印度教（Miduism）。在印度信奉此教的人最多，曾高达3亿余人，是印度第一大教，其次为锡克教和伊斯兰。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首先侵入中国，并于1861年在汉口开埠后，随即开辟了英租界，在此建立了国中之国，并带来殖民地的印度人进行统治。在逐步建设发展中，设立了各类行政管理机构，其中在工部局下设了警察科即巡捕房，并雇佣了巡捕30余人，皆为印度人，迨至1919年增至128人。除此英租界内的英国行商、公司、银行以及英租界行政机构的门卫和巡警均纷纷雇佣了印度人。由于他们头上戴的是由红布编缠的头帽，当时武汉人称之为“红头阿三”。
除此，印度人还在前英租界湖南街（今胜利街65号）开设了一家名兴隆的洋行（Kalachundl&Co），经营绢织品及刺绣品出口业务，还有位于鄱阳街上海路口的八爹利洋行，经营食品进出口业务。又在前俄租界中国街（三教街）开设的印度公司（East Indian & Co）经营一般进出口业务。在领事街（今洞庭小路）开设的法郎治洋行，经营食品进出口业务等。加以尚有来汉从事经商、打工、旅游以及定居在汉的印度人的家属等，那么在汉的印度人就不少了。为了满足他们宗教信仰和聚会的需要，遂于1911年采取募捐集资的办法，在湖南街（今胜利街）和天津路交叉口，由汉口杨汉昌营造厂根据印度教堂的图纸，修建成一座中间主体部分高于两侧配楼，屋顶很像印度塔的穹顶模样的楼房，从而显示出印度教教堂建筑的基本特征。该堂与俄罗斯的东正教教堂（阿列桑德列夫堂）隔街相望。这两座东方与西方不同风格的教堂、相互交辉，当时令人悦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印度人开始撤离回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兴起，印度人回国的人更多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汉的印度人寥寥无几。1949年武汉解放后，印度教教堂也自行关闭，后为武汉市人民政府接管，并拨交武汉市商业局下属的武汉市蔬菜公司作为仓库使用。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市蔬菜公司将原印度教教堂楼上的印度塔形的穹顶予以折除，并涂抹和折除原教堂各种装饰建筑，改建成一栋四方形房屋，二楼二窗户之间为阳台，已成为居民住宅。如今楼下是“快点”餐厅、“天堂伞”商店、“凯丽”商店3家共同营业的铺面。现今街道门牌为天津路38号。该楼房除了某些部位透露原教堂一些遗迹外，已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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