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武汉热线网(nbdnews.cn)讯 孙中山先生一生几次到武汉，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说，孙中山曾3次到武汉，除了应黎元洪邀请来汉的那一次外，孙中山还在回忆录中写道：“1894年，到京津，南归汉口。”还有一次就是“1906年，孙中山到武汉要见张之洞，但两人没有见着。”该纪要现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可惜是孤证，没有旁证。人们在写文章时也就不敢轻易引用。”
孙中山第一次到武汉，在孙中山的自传中确有记载，除了上述“1894年，到京津，南归汉口”外，他在《有志竟成》中还说，1894年偕好友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那一年，他们专程到天津上书李鸿章，遭到冷遇，顺道到北京一游，然后南下武汉，观察长江一带形势。然而这次具体的行程与活动，少有知者。
上面说到的应黎元洪邀请来汉那一次，是1912年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于4月9日到12日访问武汉，停留4天，《孙中山年谱长编》有具体的记载。
上面说到孙中山1906年还第二次来过武汉，我们却不敢苟同。所谓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纪要”，又是怎么回事呢？《武汉文博》1996年第2期发表了《一则有关孙中山来武汉的新资料》，那则于1936年由刘云山口述、罗养民笔记，题为《总理轶事》的“新资料”称，民国纪元前六年（即1906年），孙中山曾只身来汉，寓汉阳栖贤寺一二十天，约见张之洞未果，后乘轮船离去。将此资料公诸于众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份资料是真实可信的”，但以“证据不足，故仍不敢妄下断语”。上面那位学者也说“可惜是孤证，没有旁证。人们在写文章时也就不敢轻易引用”。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称道。《武汉文博》1996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楚人的文章《“一则有关孙中山来武汉的新资料”并不可靠》，他的理由如下：
一、从孙中山1906年的行踪和思想来看：是年孙中山由南洋至日本，又由日本至南洋，虽两次路过上海，均未登岸，更未深入武汉。出于革命战略的考虑，他对武汉形势确实关注，6月份曾通过革命党人乔义生陪同法国军官欧极乐在武汉等地调查。若他本人能在武汉活动三星期，则不会让一位法国友人蹈此险境。自从1896年伦敦蒙难以后，孙中山对与清吏接触十分谨慎，不可能到武汉来求见张之洞，自投罗网。而且，1900年孙中山曾致函张之洞，探其合作意趣，促其“遏外人侵入”，否则“即当亲来吴楚与彼一战”，结果未得张之洞响应。此时同盟会业经成立，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的方针已定，孙中山再无与张之洞合作的意图。因此他也没有必要冒险来汉找张之洞。孙中山重任在肩又受通缉，每到一地，来去匆匆，怎么可能在汉从容地住三星期之久，且一无所获地离去？他既在汉口日租界有关系，又几次过河到汉口活动，为何不住比较安全又比较方便的日租界，却要孤身一人借住在不知底细、且安全毫无保障而活动又不方便的汉阳栖贤寺呢？
二、从清吏对孙中山及革命党的态度来看：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成为清政府通缉的要犯，1896年10月曾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囚禁两周。1904年西太后慈禧70寿辰赦免戊戌一案人员时，特声言孙文与康有为、梁启超三人“无可赦免”。就在1906年6月署两广总督岑春煊还以孙为犯有叛逆罪的刑事犯为由，要求法国驻广州领事从法属印度支那引渡孙给中国方面。试想，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怎会轻易放过送上门来的钦犯孙中山而坐失一次邀功的机会呢？乔义生陪欧极乐在武昌日知会演讲，张之洞知道后，派人监视欧的行动，连其与南方党人的通信亦被偷，而乔义生也被张之洞下令通缉，亡走日本。普通的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的外国人尚且遭到迫害，作为革命党首领的孙中山怎能在清吏眼皮底下招摇过市，安然无恙，甚至还受到某些礼遇呢？
三、从刘云山口述情况来看：1912年孙中山重莅汉上时，虽行辕守卫森严，但既有前段因缘，刘若以汉阳栖贤寺监院解敏名义通报孙中山岂有不见之理，何来“谋晋谒而未果”呢？1926年后，刘云山见孙中山遗像“宛如”彼客人，观中山全书所载遗墨与彼客人所赠中堂题额“无少异”，仅凭此印象便认定1906年所接待之客人就是孙中山，未免根据不足。虽然刘记客人说与己同年生，与孙中山生年（同治丙寅，即1866年）暗合，但记客人“操京语”则显然与孙中山所说的粤腔普通话大异，听过孙中山讲话录音的人都会发现孙的语言离“京语”甚远。在寺中，客人一切行踪均不准刘云山知道，可是客人去伯牙台等张之洞、两次去汉口日租界，却又主动要刘同行，似乎又不怕刘知其行踪，这是何等矛盾的事。可见《总理轶事》一文所记有许多破绽。
四、这件资料对于“孙中山1906年曾来武汉”仅是一个孤证，在孙中山的著作和传记中并无记载。孙中山是位不忘旧情的革命领袖，对于在其革命生涯中曾帮助过他和支持过革命的人，在革命后他都以不同方式致以谢忱或予以报答。若真有刘云山所记之事，1912年4月孙中山正式访问武汉四五天，大小会上多次发表讲话，为什么只字不提辛亥革命前这段往事呢？为什么没有想到利用在汉阳视察的机会去会见曾相处一二十天，热情接待和帮助过自己的佛教界朋友呢？史学研究忌用孤证，如果没有其他旁证的材料，宁可存其疑，不可信其有。
综上所述，从主观上看，孙中山1906年不会到武汉来；从客观上看，他那年也不能到武汉来。如果刘云山当年确实接待过一位客人，那这位客人也肯定不是孙中山。
如果能够弄清楚刘云山当年接待过的客人到底是谁，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笔者曾在网上读到梁漱溟先生的《忆往谈旧录》，其中谈到彭翼仲和《京话日报》时，提到了一个很特殊的人——藤堂调梅。
有一台湾人任文毅，日本名字叫藤堂调梅，偕其日妇到京，经朋友介绍借住报馆内。巡警部的探访局把他认为是革命党首领孙文而捕去了。任文毅原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一向不愿作日本人。彭先生根据事实为他力争无效，卒由其日妇诉于日本使馆，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而由使馆出面交涉，才得开释。释放的第二天，《京话日报》上登出一行大字：“巡警部拿获的孙文已经释放。中国人的事本可自了，而竟作了国际交涉。哭！哭！”（见七二九号报）
虽被捕、营救各事从未见报，除此一行大字外亦不说旁的，而只此一行大字给官府的刺激亦就很够——够他们恼羞成怒的了。
关于藤堂调梅被人误认为是孙中山的记载还有一些，如高芾的《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比梁先生说得详细些。
1906年，《京话日报》已经成为北京影响最大的报纸，日销一万多份。彭翼仲又办了一份《中华报》，每日忙得不可开交。朋友介绍了一对日本的藤堂夫妇（其实丈夫是中国人，叫任文毅，娶了藤堂梅子后，改名藤堂调梅）来北京找他，彭翼仲就将他们安排在京话日报社的后院。一切都很正常，只是那个藤堂调梅，长得实在像一个人。这一点也没人在意，北方民众谁也不认识那个人，除了那些从天津就开始尾随藤堂夫妇的密探。
第二天，北京侦缉队长史伯龙来访。他和藤堂调梅大谈其天，话里话外都在套话。藤堂居然就顺着调子，大谈他此次来京，是要向朝廷上条陈，以挽回国运云云（都是疯话，此人在上海还自称是慈禧太后的私生子）。史伯龙辞去，不久就带人来抓藤堂。彭翼仲勃然大怒，坚决不交人。这下惊动了京城警察厅和民政部。他们会商的结果，认定藤堂调梅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于是先逮捕彭翼仲，再去抓藤堂夫妇。
孙中山！藤堂相貌风采，酷肖那位南方革命党党魁！可是毕竟只是像而已，藤堂调梅在北京有很多姻戚可以作证，何况藤堂已经入了日本籍，日本使馆出面，警察厅只好释放……
这些关于藤堂调梅被人误认为是孙中山的记载，使笔者又想起了《总理轶事》。
《总理轶事》记载，客人在托寺僧送给张之洞的信封上落款为“藤堂调梅文毅缄”。楚人的文章否定了那位客人是孙中山，但轻轻放过了那位客人自署“藤堂调梅文毅缄”的线索，没能一追到底弄清那位客人究竟是谁。楚人忽视这条线索，可能受到刘云山的影响，刘云山亲眼见到过信封上署的“藤堂调梅文毅”，却没有深究，而还将客人认做孙中山。
现在真相大白了，刘云山当年接待的是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的任文毅。
任文毅，北京满族人，自称台湾人。艺名天知。早年留学日本，娶日本女子藤堂梅子为妻，加入日本国籍，日本名字为藤堂调梅。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新剧运动。此人是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他本是八旗子弟，却参加同盟会，宣传反清革命。他生活浪荡，行为怪诞，来无影去无踪，神神秘秘，疯疯癫癫。这和《总理轶事》中所记客人的言行颇为相像。他长相很像孙中山，如上所引，他1906年在北京因像孙中山而被捕过，所以难怪刘云山会把他认作“总理”。他在北京是为了向朝廷上条陈，获释后来武汉上书张之洞完全有可能，然后从武汉顺流东下上海，开展新剧活动。
这就帮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刘云山当年接待的不是孙中山，孙中山1906年确实没有到过武汉。
原创文章，作者：nbdnews，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nbdnews.cn/18/19/25/4903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