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武汉热线网(nbdnews.cn)讯对于武汉，人们常用“两江三镇”来表述，既反映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江（又称汉水）交汇处，有当之无愧的“江城”特色，又道出武汉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此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即武汉三镇的缘起为长江和汉水共同的杰作。
江汉朝宗开辟天然良港
相传，大禹治水疏江导汉，使汉水在大别山（今龟山，属汉阳境内）旁汇入长江，形成“江汉朝宗于海”之势。
古时，汉水、大别山，与长江对岸的黄鹄山（今名蛇山）相对。在这两江交汇、两山夹江之处，长江被锁成一个“藕节”，由自西向东曲折为自南向北，江面仅宽7里；汉水自西来注，既为水路要隘，又为舟楫港湾。夏商周至秦汉之际，这里因江河湖泽相连、诸侯争战被辟作军事港湾，和平时则为“南援三洲、北及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的“导财运货，贸迁有无”的商贸良港。
江汉交汇处为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洪水泛流，陆地较少，直至东汉中期尚未出现城堡，以汉水入江口的交通枢纽为显著特征，历有夏汭、江夏、江汉、夏口、汉口、沔口、汉津、沔津等地名。
两江交汇孕育城市之根
东汉末年，诸侯纷争。据长江中游要塞之地的江汉交汇，扼汉水入江门户，凭大别、黄鹄二山盘踞两江之要津，成为魏蜀吴争夺的军事要冲，据以进攻东西、掌握南北。应战略之需，先后筑起卻月城、江夏城、夏口城，为武汉三镇城市之根。
东汉建安元年（196）前，汉将戴监军于汉水入江口北岸（今汉阳）筑起一军事城堡——卻月城，后为郡、县治所。《水经注》载：“沔左有卻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此为今武汉中心城区首座城堡。
建安二年，江夏郡太守黄祖退守卻月城，此后10余年间，城周驻扎水师2万余人，拥有战船6000余艘，先后4次发生战争，终被吴军攻破。为严守汉水入江口，刘琦任江夏郡太守时在大别山今汉阳龟山上筑城，因临夏水入江处，名江夏城，后亦为吴军占领。孙权为纪念已故的鲁肃，将翼际山更名为鲁山，江夏城亦更名为鲁山城，城中设置江夏郡治和鲁山县治。
东汉末至三国时期，江汉交汇处多次被蜀、魏、吴轮番占领。赤壁之战后，魏踞江北，吴踞江南，西为蜀地，汉水入江口成为三国纷争的势力范围临界点。孙权为与曹操抗衡，于吴黄武二年（223）在夏水入江口长江对岸的今武昌筑夏口城，并以此为据点驻扎黄盖水军，最终打过长江西岸夺回江夏城（鲁山城）。夏口城虽位于长江东岸，并非夏水流经之地，但因其正对夏水入江口，仍是长江和夏水共同确定了夏口城的坐落定位。
武汉城区早期筑城的直接原因是三国争战的需要，但根本原因取决于两江交汇构成的巨大战略价值。因此，卻月城、江夏城、夏口城作为武汉城市之根，与其说起源于三国争战，不如说是江汉交汇流淌的三国军事文化孕育出武汉城市之根。
武昌汉阳同获美誉“江城”
至隋唐时，历经400年战火洗礼的江汉交汇处方始安定。其间在长江西岸汉水入江口附近的今汉阳曾筑萧公城、汉口城、马骑城等军事城堡，但其命运与卻月城、鲁山城一样，为战争兴与废；长江东岸夏口城则因南朝据长江之险抗衡北魏，成为军事政治中心的郢州城。
隋朝统一长江南北后，改郢州为鄂州，城中并设江夏郡、江夏县等行政治所：江对岸大别山设汉津县治，因县治位于汉水入江口以北，更名为汉阳县。从此形成隔江而治的两个区域性政治中心。
唐武德四年（621），在今龟山南凤栖山临江修建沔州城，亦称汉阳城，城中设置沔州、汉阳郡、汉阳县等治所。从此，江汉交汇处隔江雄峙双城，均设州（府）级行政机构，成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唐时，鄂州城“因武而昌”兼得武昌之名，亦称江夏、夏口、沔州城则多称汉阳。这里，长江、汉水、大别山、凤栖山、黄鹄山、黄鹤楼、汉阳树、鹦鹉洲、郎官湖、息夫人庙、汉阳琴台等众多山水名胜显示出极大魅力，无数达官政要、墨客骚人、商旅巨贾多会于此。其中大诗人李白多次在此流连忘返，留下大量诗篇。“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江夏赠韦太守》），反映出长江水运繁盛；“谁道此水广，狭如一匹练。江夏黄鹤楼，青山汉阳县”（《江夏寄汉阳辅录事》），道出隔江二城风景名胜浑然一体；“笛声喧沔鄂，歌曲动云霄”（《寄王汉阳》），描绘二城歌舞升平之繁华；“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不仅写出城中美景及民俗风情，更使夹江二城得名“江城”，千秋流传。
若说此处“江城”仅指武昌，那么李白在此前一年（758）秋八月所作《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序中“觞于江城之南湖”句，则更早称汉阳为“江城”。“江城”之名从此专属武汉，道出了武昌、汉阳双城建置的历史渊源，万里长江唯有江汉交汇处才有如此大观。
汉水改道辟出汉口镇
隋唐时期，汉水主流入江口在汉阳城南，故而城以“汉阳”命名。但汉水下游汉阳县境内湖泊众多，沟河相通，汉水河道未稳，至明代前期，仍有多股水道入江。
明成化初年（1465—1470），汉水主河道改由汉阳城北大别山以北入江，形成稳定的入江口。水口两岸沼泽之地逐渐干涸，形成港埠集市和居民区，至明末有居民近万户，设汉口镇，但其重心仍在靠近汉阳城的汉水南岸，在汉水口北岸筑袁公堤保护陆地。清初汉口镇重心向汉水北岸及其长江沿岸转移，港口运输突飞猛进，商舟“数十里帆墙林立，舟中为市”，“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汉水改道辟出汉口镇，隶属汉阳县，初步形成武汉三镇格局。
清代中期，汉口镇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经济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水运交通枢纽，位列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被迫列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外国租界领事馆。在这种被动的“开放”环境中，汉口开始了向近代文明城市转型的艰辛历程。
十九世纪末汉口镇从汉阳县分出，设夏口厅，商贸服务业和新式工业为其主要特色；武昌作为省会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发展；汉阳则以汉阳铁厂、兵工厂等近代工业闻名遐迩。两江交汇，三镇鼎立，组合成华中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民国前期，武阳夏三镇继“大上海”之后被誉为“大武汉”。
长江、汉水孕育了武汉三镇，武汉城市依托水陆枢纽“九省通衢”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武汉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成为展示湖北乃至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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