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中山公园（原名汉口中山公园）是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命名创建的。70多年以来，中山公园不仅以其秀丽的园林景色闻名中外，更以其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而著名，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推坐落在公园西侧河道旁的受降堂了。
受降堂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司令部接受日本侵华第六方面军投降的受降地点。受降堂是一座砖木结构的长方形单层厅堂建筑，坐西朝东，马尾屋架，白墙红瓦，房长31.5米，宽12米，檐高4.45米，正墙面由8个砖柱组成7个均宽为4.5米的开间，每隔一开间一门，共3个门，受降堂原址是1934年为纪念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而建的张公祠。1945年8月30日，接受华中地区日军投降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副总参谋长谢士炎少将先期抵汉组成前进指挥所，谢任指挥所主任负责接收与受降事宜。谢士炎几经挑选，鉴于中山公园历来是市府公务活动地点，最后选定中山公园张公祠为受降场所。当时铲下张公祠字迹，贴上受降堂红字，室内悬挂孙中山遗像、蒋介石肖像和国旗，并略加布置即成为受降会堂。
9月18日下午3时，参加受降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副司令长官郭忏、武汉区总受降官王敬玖、反法西斯同盟国代表美军军官和湖北省主席王东原等88人一一就位。孙蔚如主持受降仪式，日军第六方面军冈部直三郎、参谋长中山贞武及来福栖静岛、冈田芳政等由长官部副官处处长孙虎志（少将）引导入场肃立。冈部向孙脱帽致敬，孙欠身作答，孙将军亲自将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之六战作战命甲第一号命令交给冈部直三郎，冈部在命令上签名并当场解下挂在腰间的武士军刀，双手递送给孙的副官。随即日方人员退场，中方人士也在热烈掌声中退席。这一仪式虽仅10余分钟，但却在时间的长河上留下了巨大的回响，这是因为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打败外侮的伟大胜利，受降堂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闪光点。
一时间，受降堂成为民众瞻仰的热点。饱受日寇蹂躏的武汉市民一旦享受胜利的喜悦，欢喜若狂，他们奔向中山公园受降堂，扶老携幼，摩肩接踵，好不热闹。于是汉口市府当局顺应民意，拨款修房，书匾立碑，受降堂一时成为武汉的一景。
斗转星移，时过景在。受降堂其后先后成为三青团汉口市学生分团团部、汉口市社会服务处书报室、社交会堂。1949年武汉解放后，受降堂又先后成为图书室、演出会场、餐厅、舞厅等。几十年间虽数改其用途，但外观依旧，甚至连受降堂前砖石砌的矮围栏也依然如昨。
1998年6月，武汉中山公园在筹备70周年园庆清理有关文物史料时，在园内张公祠底层发现一块汉白玉石碑，碑厚5公分，碑长130公分，整碑呈上窄下宽的形状，上宽34.5公分，下宽39.5公分。刮去涂在碑面的水泥，孙蔚如将军亲笔书写的碑文清晰可见：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
这块碑就是现在通称的受降碑。这块受降碑的发现，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及许多地方报纸都作了报道。经40年代就在公园工作或居住的退休老人回忆：当时这块碑就立在受降堂门首10米处。碑高2米余，整碑为花岗岩，正反面均镶嵌汉白玉碑面，正面“受降堂”3字系孙蔚如所写，白底金字，光彩耀眼，碑反面所刊就是目前所发现的受降碑了。立碑的时间大约是1946年五六月份。
孙蔚如在这年1月19日给汉口市市长徐会之的亲笔信也证实了这点。孙信很短，意思明了，一是受降堂字已写就，可刻作纪念；二是又写了几句，可刻于碑反面或同在一面。聊作记实。此函现收藏于武汉档案馆1946年10月市府卷宗里。
目前，武汉市中山公园正积极筹备恢复受降堂旧貌并陈列有关抗战史实资料等。可以相信，受降堂及受降堂碑不久将重现昔日的风貌。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由受降堂而立受降堂碑，又由受降堂碑的重现而重修受降堂，历史的沉淀使它们更显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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